当时黄埔困难到站岗都没有像样的武器，只能拿木棍，但是，财政的单薄困窘，并未阻碍理想信念的充实富足。

“黄埔当时主要是苏联筹建的。从前当兵被看做是一种职业，后来，变成了青年人的一种理想。我的父亲也是在这里逐渐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向进步的思想靠拢。”

同样，周士第也在黄埔习得了受用半生的军事技能。“当时主要用的是日本的教材，有日本教官。父亲马骑得很好，也是在黄埔学的。”

当上铁甲车队队长

被陈炯明残部三面包围，三处中弹，终于幸运突围

1924年，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刚毕业的周士第被选入车队。

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属下的武装队伍，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人员的配备与调遣，均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父亲是在进入铁甲车队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直接从见习官转为副队长。一是表现好，一是斗争需要。”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周士第升为铁甲车队队长。

“在省港大罢工中，为支援被陈炯明残部包围的沙鱼涌工人纠察队，父亲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抗击敌人，被三面包围。他身上有三处中弹，最后幸运突围成功。

作战骁勇的周士第，由此被誉为“铁甲骑士”。

“当时还有个飞机掩护队，任务是掩护飞机，我父亲也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成立叶挺独立团时，就以这两支武装为基础。”

“在独立团，我父亲当了大概三个月的营长，后来当参谋长。攻克武昌时是代团长，叶挺离任升职以后，他是团长。南昌起义时，他就带着这个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失散多年，思想上从未脱党

向组织汇报路上离队，加入第三党，谋划刺杀蒋介石

“我父亲回忆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委开会派他去香港，派党代表李硕勋去上海，向组织汇报。”

到香港不久，周士第就生病了，“是疟疾，很严重，后来老乡拉他去了南洋。”周士第由此离队，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南洋接触了第三党，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的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这期间他曾谋划刺杀蒋介石，也曾配合19路军对日作战。

1933年冬，周士第投奔苏区瑞金。1935年10月，重新加入共产党。

周士第在自传中说：“离开党加入第三党这几年，我在思想上、感情上仍与党有联系。”“我常想：我是党培养起来的，离开党是自己的最大错误。”

回归后，周恩来交给他一封署名为“聂荣臻”的信，大意是：士第一定要回到苏区来。周士第也得到过贺龙的精神支持，“贺龙跟他说，中央审查过了，你的历史没问题。”

“父亲病重的时候对我讲，贺龙对他很好，贺龙是很讲义气的。父亲还说，这一辈子最了解他的，就是聂荣臻。”

谨言慎行躲过“文革”浩劫

新住所有假山有流水，马上拒绝：这不是我住的地方

在周坚印象中，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谨慎低调。

“私下里跟谁都很少交往。”周坚回忆说，解放后一直都是别人来家里探望父亲，但父亲从来不去别人家做客。周士第当时参加的活动，都是公共的集会，去个舞会，或者去看粤剧、潮剧。

在周坚看来，父亲从前算是个性比较活泼的，篮球、排球都打得好。但是曾经脱离党组织七年的事情，始终在父亲心中留有阴影。“一方面，他觉得对党怀有愧疚之情；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有污点’，因而要更加言辞谨慎。”

谨言慎行，或许也是曾脱党七年的周士第躲过“文革”浩劫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其他的原因，周坚有这样的概括：一是很早就退居二线，“他是很羡慕范蠡的。有点古代士大夫的情怀，觉得应该功成身退。”二是人缘好，从来不交恶。“好多老同志说，他从来不在后面说人坏话，要说就是说人家好话。”

周士第生活也特别朴素。“组织上曾经安排他搬到大水车胡同，他过去一看，里面有假山有流水，马上拒绝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

多年来，周家的住处一直比较简陋，周坚对此记忆深刻：“那时候我们用糨糊糊房顶，晚上老鼠爬到房上吃糨糊，夜里一睁眼，都能看到老鼠尾巴。”

家里的饮食也很简单。“有朋友来北京，我父亲都是让家人带着下饭馆。”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周家的孩子都觉得“好人是不去饭馆的”。

周坚记得，一直是弟弟捡自己的旧衣服穿。兄弟几个小学的时候就自己拆洗被罩，中学的时候就会使用缝纫机，虽然家里有炊事员，但每次回家也是自己做饭。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不搞特殊化，也不给零花钱。有两次我跟弟弟误了回家的班车，就从玉泉路走回地安门，走了好几个小时。”父亲虽然对他们要求严格，但却是个“和蔼的老头儿”，对人特别宽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士第身体状况不好，贺龙安排他做肺部手术。“本来以为手术很成功。结果第二天我母亲一看，病房里没有人了！她以为父亲不在了，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父亲又上了手术台——有的说是棉球没取出，有的说是血管没封住，总之是手术中出了事故。母亲想找医院理论，父亲坚决不允许。他说：人家不是故意的，不要追究。”

“他心胸很开阔，不计较这些。”周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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