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规定是：

　　一、起义时间为当日(10月31日)黄昏后；

　　二、起义部队人员颈部围2尺长、4寸宽白布条为记号。

　　第五十三师代表张社民表示完全接受解放军辽北军区提出的6项条件和两项规定，并交出《沈阳城防兵力部署详图》。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保证全师官兵生命财产安全、起义后保留原建制等要求。辽北军区首长经研究后，也均予以同意。

　　尔后，双方就如何协同作战的具体方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履行谈判协议，更好地配合作战，双方还商定了互派代表的办法。

　　10月31日黄昏，第五十三师作战科长张社民、特务连长张光，带领辽北军区代表、联络科副科长银于申，一起来到了第五十三师指挥所。张社民向许赓扬汇报了谈判经过和达成的协议后，许赓扬非常高兴。银于申对许赓扬说：“我代表辽北军区首长，欢迎你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许赓扬表示了感谢，并立即派副师长徐继章作为第五十三师驻辽北军区的代表，前往辽北军区。

　　31日晚8时，许赓扬召集了全师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三个步兵团团长，师直属部队的营、连长，以及配属第五十三师指挥的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团长、重炮营营长、坦克营营长、装甲列车分队分队长等。

　　会上，许赓扬首先介绍了作战科长张社民代表第五十三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然后询问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全都表示赞同。许赓扬又专门个别询问了副师长谢树辉、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有没有意见。大势所趋，整个事情都已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了，谁还敢再有其他什么意见？即便有，也不好当面张扬啊！所以，他们两人也都爽快地表示了“服从命令，拥护起义”的态度。许赓扬看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了，就当场宣布暂编第五十三师起义，并按谈判的协议内容，对如何协助解放军进城和各分队在起义中的行动作了布置，要求大家立即回去按命令执行各自的任务。

　　散会以后，大家回到部队，又都很快打回电话向许赓扬报告，说所属官兵都表示愿意跟随师长弃暗投明。许赓扬更有了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和激动。

　　晚10时，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暂编第五十三师开始沿沈(阳)铁(岭)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大北边门一线防区，为解放军攻城部队让开了一条道路，并向重炮、坦克、装甲列车分队派出参谋人员，对他们的行动实施监视和控制。

　　但是，正当起义行动按统一部署顺利进行时，青年军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却突然变卦。他违反自己已然许下的诺言，除打电话给许赓扬，大骂许赓扬“背叛党国”等等，声明自己决不参加起义之外，还表示自己决不听许赓扬指挥，而要听第二○七师师长戴朴的指挥，坚决抵抗到底。

　　这真是无耻小人！许赓扬接到电话后不由吃了一惊。这倒不是因为陶毅的突然变卦，而是因为东陵是从抚顺进入沈阳的要道，而陶毅的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就驻扎在东陵的制高点天柱山上。天柱山上筑有永久性工事，子母堡、明暗堡、地雷场等，不但构成了天柱山的立体工事群，还组成了交叉和纵深火力网，难攻易守。现在各部都已开始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已按计划开始开进，如果突然遇袭，后果将不堪设想。

　　许赓扬十分气愤。你小小一个团长居然出尔反尔，妄想螳臂当车？他火速下令靠近陶毅团的第五十三师二团团长李培根：暂停撤出阵地；陶毅团已变卦反水，立即以炮火压制、摧毁陶毅团！与此同时，通过派驻代表徐继章，把情况火速通报给了解放军。李培根也为陶毅的出尔反尔大光其火，马上下令团迫击炮向陶毅团阵地实施持续轰击。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得报后，也立即向东陵主阵地发起了猛攻。在各部夹击中，陶毅团终于投降，陶毅本人也当了俘虏。

　　31日晚10时30分，辽北军区部队按照预定的时间通过了暂编第五十三师让开的通道，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王理寰几管齐下，也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他发自内心地对解放军代表说：“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

　　这时，第一三○师的起义，也已到“万事俱备”的阶段。

　　昨日傍晚，王理寰和赵国屏打了招呼，从兵团部匆匆赶回师部后，立即开始了部署布置。王理寰做事还是果断的。那天在“扣卫逼周”的会议上决定请冷太太王佩青出面与解放军联系后，情况也与赵国屏让李书城出城联系差不多。以前出防区到解放军那边去联系，由于王理寰精心安排，冷太太又配合默契，每次都还顺利。可是，这一回冷太太急如星火地要往外走，几次冒险奔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都因事先无法联系，被解放军的猛烈炮火打了回来。

　　这也说明，当时从事地下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和复杂！

　　事到紧急关头，冷太太却不能及时赶回解放区报告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这可真把王理寰急坏了。他的第一三○师是全副美械装备的师，是第五十三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好、编制最完整、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第一三○师的行动，将直接影响第一一六师和第三十师的行动。如果第一三○师不能联系成功，并因此影响全军的起义行动“前功尽弃”，那就太遗憾了。左思右想之后，他只好请自己的一个旧交，找在中共沈阳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联系。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碰碰运气的做法。因为王理寰并不确切知道王襄忱是不是就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就是真共产党的话，如此冒昧的要求，他有没有接受的可能或权利。因此，他的那位朋友找到王襄忱后，也只有悄悄地试探性地说：

　　“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苦于没有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些熟人，能否请你帮忙给挂个钩？”

　突然听得，王襄忱不觉悚然：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且提这样的问题？

　　可转念一想，这么个大事可不能一推了之。他想了想，就可进可退地答道：“我和‘那边’没联系；不过，我可以给你托个人问问看。”

　　当晚，王襄忱就去找领导人刘光亚汇报了这件事。党组织连夜进行了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已没有其他考虑余地，只能在“见面与谈”后才能确定，乃决定立即组织以刘光亚为首的五人小组，同王理寰进行面对面的洽谈。事不宜迟。商定之后，他们就匆匆赶往第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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