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一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

沈阳的大街小巷。

    六师十六团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率队从火车站南攻入，一路搜索前进。

    到处都在响枪，哪儿也没有像样的战斗。开头还能见到敌人，边跑边回头打几

枪，后来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驳壳枪大张着机头，率队贴着街道两边墙根前进。进

到大西门里附近，“世合公”银行探出两个国军脑袋，一闪又缩了回去。黄达宣冲

进去，几扇门大敞着，里面都是敌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清一色盒子枪，

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扔在地上，毫无反抗意识。黄达宣问当官的在哪儿，不吱声

，都朝楼上指。踏着木制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一扇门里走出个穿长袍，戴礼帽

，商人模样的人。驳壳枪顶上去∶交枪不杀！那人说∶请长官小声些，我们长官都

在这儿。这时里面走出个中上个头，挺魁梧，又挺有派头的汉子，说∶我是周福成

，我们正在和你们的三纵队（实际是独立师——笔者）商讨投诚事宜。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

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

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个，

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你怎

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说

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

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

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

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

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

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

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

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

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

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

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

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

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

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

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

”。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

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

火线起义”。

【·······】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

，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