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扭过头，望着坐在一边的狄福才，没有正面回答应该放什么的问题，而是反问道：“狄福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如果强调时时、处处、事事，那怎么可能做到呢？主席的书、语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书上，我看这本书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你不敢保证吧？我也不敢！”

周恩来历来反对搞形式主义。1969年，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定下了争论许久的厂标，就是一例。

北影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如果这样“畅所欲言”的自由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果。军代表动了脑筋，利用周恩来审查新闻片的机会，将这个极简单却又棘手的矛盾交给了周恩来。

“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周恩来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标志一直被北影厂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鲜朴成哲访问北京的中朝友谊公社。朴成哲看见农民用的爬秧工具不及他们那儿的宽，就说如果工具能再宽一点，速度可以加快些。后来，拍摄记者在剪辑胶片时，没有把朴成哲的原话翻译出来，影片上只有画面没有解说词。周恩来在审片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就追问：“他在讲什么？”记者将朴成哲的原话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加上这段解说词？一个外国人能这样诚恳地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加上他的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假话、大话风行，谁也不敢说实话的年代。周恩来的内心，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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