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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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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靠动作与对话来表现情绪的，所以，词的语言也有新的特点，即提炼口语，如话家常，纯用白描，到口即消。这样的语言特点和他那些富艳精工，长于对句，善用动词，深清音律的词作是截然不同的。这说明，周邦彦确实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可以根据词的内容相应地变换写法，使语言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评论这首词说：“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入山谷恶道矣。”
由繁华到寂灭——从与周邦彦的比较中看纳兰性德
引言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名家，婉约派的大手笔，尽管享年不永，却留下了一批凄丽感人的佳作，在当时自成一派，流传广远：“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到今天仍吸引着大量爱好者。
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将他比作李后主，比作晏小山，比作秦少游。这大致是有道理的，纳兰清婉凄迷的词风，确与这三人有相通之处；然而深入地看，却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文学是经历的镜子”，我们且看看诸人的身世：李煜，尽管是一国之君，却是处于外敌虎视、风雨飘扬之中，最终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最后还惨遭毒死；他的主要创作，是在被宋俘虏后，其伤感沉痛之音，乃缘境而发的心声。晏几道，虽是重臣之子，自小锦衣美食，但政治上一直不得意，只当过一个小官，晚年更家境中落，生活贫困，“不践诸贵之门”；其词也是反映了生活中的哀愁。秦观更是仕途波折，好不容易由苏轼荐为太学博士等，新党执政后却坐党籍，屡遭打击，从京都外贬，辗转多地，最后放还时却死在路上；其一生颠沛流离，自然以笔墨抒落魄之愁恨。可以说，他们身历忧困，在文学这“镜子”中一副凄惨之相毫不为奇。然而，纳兰性德呢？他身处清初康熙之朝，当时大乱已定，局势初稳，国力强盛，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气象；其父明珠深得康熙宠信，权倾一朝，炙手可热；纳兰本人才华过人，能文能武，尤其是诗词的成就，使他年纪轻轻就极受康熙赏识，成为殿前一等侍卫，跟随皇驾；同时，他的才学还深为当时文人学士推崇；而直到他三十一岁去世时，父亲仍然显贵——总之，他的一生可谓饱享繁华，才、望、权势无一缺乏。那么，他怎么又写出那么多痛彻肺腑，叫人读后恻然生哀的作品来呢？文学反映生活这一理论，在纳兰身上不是落空了吗？
比较，是研究的一条好途径。然而比较的双方必须有可比之处，即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基点”；倘“基点”选得不好，则比较往往走向困惑，把纳兰与李、晏、秦作比较，是基于他们的词风，却忽略了他们身世、经历的大异。为此，我把目光投向词坛的另一人，也许，将纳兰与之比较，于我们研究纳兰性德更有意味一些，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一
纳兰性德与周邦彦之可比较，首先在于两人都是婉约词之集大成者，继承前人，吸收提炼，发扬光大，为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婉约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集其大成”（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词典．前言》）。周创出整饬字句的格律派之风，使婉约词在艺术上走向高峰。而纳兰则是在词坛经历元、明数百年的沉闷、单调后，以其卓尔不凡的才力，中兴婉约词，清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如死灰复燃，纳兰功不可没。
两人相同的更重要一点是，他们都是繁华中人。纳兰已见前述，周邦彦虽然早期也有潦倒奔走之日，但仕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逐步做到知府，直至成为宋徽宗设立的大晟府的“音乐官员”，上宠下捧，过着舒适的“专业创作”生活；虽生逢北宋之末，但国家破灭的惨变发生在其身后。相对来说，他的生活在文人中是较好的，与纳兰性德相近。
有了这样的“基点”（尤其是后一个），下面再深入分析两人的不同，对了解纳兰的成就，理解纳兰词的价值，将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
第一个大不同，是艺术上，对婉约词的集大成，周邦彦是在形式上，纳兰则表现为内容中。
词之初出，在唐末五代文人手中，即为软红嫩翠，婉也约也，内容大都是春花秋月、醇酒美人。绵延至宋，此风更盛。人们视诗为正统、视词为“小妾”，将正统之外的、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屑的一些柔弱琐碎情感，交给词去负载；所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大抵也适用于文人对待诗与词的不同态度。这固然使词反而保存了作者人性真实的一面，却也造成长期无人重视词的艺术探索。
到了苏轼，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大力开拓了词的领域，内容上天下地，本来由诗、文负载的东西也揽到词中（所谓“以诗入词”）。然而严格说来，东坡只是凭才子气在纵横驰骋，打破旧格律；但破坏不等于建设，他并没有深入钻研词的艺术形式。真正精研音律、探索形式的，当由周邦彦开一代风气、得一番成绩。（至于评价两人高下，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当然更推崇苏东坡而不喜欢匠气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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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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