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作为“燕园三老”之一，与北大感情至深。 

张中行与大自己一个半月的夫人李芝銮（左）怀抱共同的属相——猴。

    对于张中行，季羡林曾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并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而张中行作为学者型散文家是在80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人称“文坛老旋风”，曾有人把他的《顺生论》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然而，除却学问与文采，张中行给同道、亲人、后辈留下印象最深的应是为人的坦诚，无论是对爱情、事业、生活还是社会，他总能坦然直言，从不保留，无怪至交启功定义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业界缅怀

     老鬼（作家，杨沫之子）：张先生是非常好的人

    我始终没有见过张中行先生的面，基本上不了解他。关于他的零星的印象，还是听我妈妈说的。妈妈曾经跟我说，在“文革”中，无论造反派怎么逼问他，张先生都没有揭发过我妈妈。他始终说：“我是不革命的，杨沫是革命的。”这一点让我妈妈非常感动，说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于说到感情方面，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我听姐姐（张中行先生是她的生父）说，他们两个人到后来只要在一起就吵架。他和妈妈离婚之后两个人也没有来往。不过张先生是个好人，《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虽然是以张先生为原型，但不是真实的张先生。妈妈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把余永泽典型化了，所以把他灰暗的方面也放大了。

    吴彬（《读书》编辑）：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我跟张先生来往比较多的时候他还没有生病。当时他是《读书》杂志最高产的作者，也是我们的支柱性作者之一。当时他写了很多回忆性的文章，分量都很重，引起的反响也很大。那一段时期是我们交往最多的，后来他身体不好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状体中去，彼此的来往也比较少了。张先生在我印象中是个朴实、平易的老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所以我们来往起来也比较自然，以至于现在想起来都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有时候在一起聊天，聊得也都是家长里短，在张先生来说，就是一个老人家在给小辈人们讲故事。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符合张先生一生的态度，他本来就是个不求冒尖，只想过平淡日子的人，不像其他的一些学者，一聊起来总是高谈阔论。

     扬之水（前《读书》编辑）：我和张先生相互感激

    我跟张先生来往比较多的时期是在他还没有小中风之前。当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张先生的《负暄琐话》，我组织了一篇书评在《读书》上发表。后来张先生给《读书》写文章，也是由我来组稿。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很大，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也成名了”，其实张先生的学问和才识一直都在他身上体现着。张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因为他的文章是经我手发的，所以他说是我“重新发现了他”。其实那些说起来都是我应该做的。要是感激，我和张先生是相互感激。

    在他小中风之后，有一次他跟我说：“现在我都成了废物了。”我当时特别理解张先生的心情，他觉得要是不能写作了，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陆灏（《文汇报》评论部编辑）：“余永泽”很坦诚

    16年前，张先生出版《负暄琐话》，把后人不太了解的老北大风采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反响非常大。那一年我到北京，当时就有人说张先生就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我问他们：“你们问过吗？”他们说没人敢问。我说：我来问，如果他不高兴，那我以后不和他见面就是了。

    当时张先生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那边，那天我们从那里出来，一直走到老北大的旧址沙滩，边走边聊。我在向张先生表达了自己很喜欢他的书之后，说：“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如果您不喜欢，可以不回答。”张先生说“好啊”。然后我就说了。张先生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可以说，我是和杨沫同居了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女儿。”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呢？”张先生说：“主要是世界观不一样，她是有信仰的，而我是怀疑论者。”

    前尘往事

    曾和杨沫共谱“青春之歌”

    上世纪50年代，作家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因张中行与杨沫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两人离婚后，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

    “文革”中，北京市文联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张中行写道：“杨沫同志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信：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他们惟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纪念。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没有参加追悼会。据悉，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平生兴趣

   “左手书”与“半百砚”

    张中行兴趣广泛，自认主要有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他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书法及书论，后多有临摹。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后来，张中行说自己“学书不成”，是由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而张中行收集名砚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曾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藏品数量可见一斑。

    爱妻如是

    与“姐”厮守半个世纪

    张中行与大自己一个半月的夫人李芝銮（左）怀抱共同的属相———猴。

    张中行夫人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他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中行一直叫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张中行曾经说过：“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他还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张中行女儿们回忆，“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不久前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酒色”笑谈

    “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据说张中行平日爱酒，且节俭尤好“二锅头”。曾有人因景仰而送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块”，实在难以下口。

    据唐师曾回忆，有一次张中行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师曾答不出来，张中行就自曝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张中行还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

    （记者 陈远 曹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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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眼中的张中行：

父亲的一生 平淡中有坎坷  

 中华读书报

    张中行，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主要著述：人称“杂家”。19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

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采访手记：老实说，我并不忍心采访张中老。不忍之一，长者宜静养，不耐俗世中人横加扰乱。而人间最堪伤者，“美人迟暮英雄老”而已，所以周作人念念不忘“寿则多辱”，以景慕之心，见衰弱之人，相见实不如不见，此二不忍。

    但我到底还是去了，为了一次精神朝圣。踩着医院长长的走廊，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邂逅先生的文字，说老北大的衣食住行、奇人异事，文气散淡飘逸，平和中庸，惊为天书。后来，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已垂垂老矣，却是雅达如故，记得他的轻言细语，好似怕惊扰了他人一般；记得他把饭吃到最后一粒，碗如洗过一般干净；记得他与人说话必要站起身来；还记得他长得出奇的耳朵——在佛教中，这每每是高僧大德的表征。

    再后来，在电话中听先生言，才知道他的软语温言也可作狮子吼，才知道他于慈眉善目之下，对人间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对人生还有断不回头的决绝。听他坦言平生憾事，听他婉道人间百态，才知道，必要谙熟透了方内，才能真的超然方外。

    先生到晚年（80岁上）才“暴得大名”，人称“老旋风”，竟至今不衰。古人有言：仁者寿。诚哉斯言。人寿文亦寿。

    今天的先生静卧床上，身体各个器官都运转正常，他却固执地滴水不沾，像辟谷的高僧。张老的四个女儿，张静、张文、张采、张莹，轮流看护在侧。在照顾老父亲的间隙，她们零星地说到了父亲——

    老实说，我们不算很了解父亲，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父亲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媒体才知道的。而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媒体可能并不关心。我们现在收集父亲发表的文章、别人采访他的文章，有一大摞呢。

父亲的人生：平淡中有坎坷

    父亲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名字有点来历，本来的学名叫张璿，他的字“仲衡”是小学老师刘秀才给起的，是《尚书》的典故：“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北大毕业后，他去掉“仲”的人字旁，“衡”字中间的鱼，减缩成了张中行。其实“中行”两个字也是有典故的，《论语》说“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还有《易经》的“中行无咎”，父亲还刻过这方闲章。

    父亲的人生经历总的来说挺简单的，年轻时一直读书，北大毕业后在贝满女中等学校教书，40年代，他还帮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后来巨赞出国了，他就代主编工作。《现代佛学》就是现在的《法音》，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建国之后，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

    父亲在“文革”中吃过一些苦。父亲虽然出生清贫，却被定了个“富农”成分，开始是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发配到安徽的凤阳干校劳动改造。还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挑水的时候把水桶掉井里了没捞上来，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挨过批评……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可是说起来我们当时也真是单纯，就是很傻，催着逼着乡下赶紧把房子搞好，10月他就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送他去的，到了后给他挑满一缸子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我们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记得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我们还要嘱咐一句：“拿好钱啊，别丢了。”可是父亲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张文的家里，每次回来我们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977年，父亲终于回京。80多岁时，我们才想起他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很普通的，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只有“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在这之前，他一直跟张文家一起住，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

    对我们来说，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我想，要是我留级了估计他都不知道。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

    父亲很重情。他1936年跟母亲结婚，“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添衣问老妻”，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前几天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要说起他的善良，故事就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抱了只猫回来，说它被丢在外头怪可怜的。回到家才想起，要是这猫原来有主人，找不到怎么办，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条，说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在谁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呢。

    对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对人很好，有人总结说，他是对朋友热情，对保姆客气，对子女严厉。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他常常上午写字，下午题款，说是“还文债、字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他们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的，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我们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我们，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我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做人很实在，也很节俭，出去吃饭总要打包。他有些言论，我们从别的渠道知道后都会很吃惊，比如唐老鸭（唐师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老鸭答不出来，父亲就自爆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他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还曾把婚姻分成“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四类，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说不出这样坦荡率真的大实话来的。

    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反正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我们小时候和读中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带我们认星星，我们现在还记得，父亲说宇宙是“有限无边的”，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老了还关注新事物，跟得上现代科技，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千年虫”说得很厉害，他就挺在意的。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书法、喜欢收集砚台、喜欢考古、喜欢戏曲，还喜欢喝点小酒。他在北大张文家里住的时候，常去圆明园散步，总会带一些小石头什么的回来，洗干净了，后头写上字，磨一磨作砚台用。别说，还挺漂亮的。我们出门就发现不了这些瓦砾石头。

父亲的思想：教育的成功在于让人不信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还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们家三代一共有8个北大人，但除了他，只有小女婿一个是学文的。

    父亲做学问的面很宽，但主要从事的是文史、语言研究。自大学高年级起，他就对人生哲学感兴趣，一直思考，后来专门写过本《顺生论》，就是他对人生总的看法，他说那是他花力气最大写的一本书。

    说到民族的优劣性问题，父亲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绑起来，让别人可以随便打，打了白打，看有多少人会动手。残害同类的是糟糕的民族，只有宁肯自己挨打挨骂也绝不打人骂人的，才称得上优秀。

    父亲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如今，父亲已经过了97周岁生日，我们都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国宝，他可是咱家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