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

　　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那年夏天，长孙氏崩逝于立政殿。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这段记载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由于东宫和齐王府甲士数量远多于秦王府，加上唐高祖的支持使京城其他军队更可能站在太子一边，李世民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然袭击来了结他与兄长的政治斗争。在这么一个凶险的时候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的。而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身边。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却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并因此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在爱琴海，女人是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的海妖，是把情人变成了野兽的喀尔刻；她是把渔夫吸入潭底的精灵。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

　　长孙氏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她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男性主导的。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并部分物化为十卷《女则》。时间将抽绎这段感情，使之最后完成从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但这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他们害怕李世民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怀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看重女性的样板，他们害怕……

　　风里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上泣，为之毁观。”但眺望的目光也许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因为，长孙氏代表着一个几近圆满的境界。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李淳风和袁天罡已经看见支解和颠覆的那个人悄然在昭陵上方的星空里闪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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