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9 月10 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 年9 月27
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 月28 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 月21
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史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一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
“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 年12
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
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兹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
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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