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蒯大富在证言中说：

　　1966 年，大约是12 月18
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
月25
日那一人，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中到北京城里人安门广场、王府井、西中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中，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
· 25 ”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各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苹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贡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就想方设法地与他联系，了解北京的情况。

　　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天，上海的余党就与他联系，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

　　张春桥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顾党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一些根木不能胜任工作的亲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四人帮”的上台“抬轿把门”。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木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贡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入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祝家耀和张国权也是在沪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就将其调到公安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职务。“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急，就是通过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传递给上海“四人帮”余党的。1980
年8 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就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当时全国上下都对于“四人帮”十分痛恨，都有一种心情，希望在清算他们的罪行时，清算得越彻底越好。作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可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办的案子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它不但会作为一部历史留给一个政党，同时也将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后代。这让如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所有参加办案的人员所说的，我们办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基于这样的原囚，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
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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