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第四,就是政务透明。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务要公开,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官职越高就越应公开。”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
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骂”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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