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三国演义>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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