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1936年夏，两广“六·一事变”解决后，蒋介石调动重兵准备大规模地。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举消灭红军。10月20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向杨虎城和张学良宣布不准抗日，实行“剿共”的计划。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呵责。12月4日，蒋再次到西安，提出两个方案，逼杨、张作最后的决定。这两个方案是：(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杨、张如不愿意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到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因此，张、杨决定发动“兵谏”。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已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0日晚上，险些出了大乱子。那天晚上，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应约去找张的宪兵营长孙铭九，宋突然发现孙正指挥几辆坐满士兵的卡车，向临潼(当时蒋介石的住处)进发。宋以为有紧急情况，立即报告了正在易俗社陪蒋介石的高级将领看戏的杨虎城。杨见张学良没有来看戏，也以为张背著自己抓蒋介石去了，立即命令调部队包围易俗社。直到深夜11点，张学良从临潼返回，才知是一场误会。当时有人发现剧院被包围，质问杨虎城，他以保卫安全作解释。

    11日，杨、张商定于次日凌晨6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当晚九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同时，杨与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东南一隅归东北军)，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张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回答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月12日凌晨5时左右，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部在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杨虎城部于8时左右完成了计划的任务。

    张、杨逮捕蒋介石以后，立即通电全国，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还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15日，杨虎城向全国发表广播词，强调指出：“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他说：“只要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