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再提醒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整干部”，不要“没有问题硬找问题”，二是“打击面不能搞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四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在1966年1月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可以先从生产、生活搞起，让群众增加点收入，同时开展一些文化教育工作。把一般情况摸一摸，把步子放稳当一点。”
1965年10月，林彪一再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句句照办”。阎红彦反复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云南日报》组织了“盲目照抄照转照办为什么不对?——关于怎样正确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讨论。讨论持续到1966年5月，刊出30期专页，发文百余篇，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66年1月18日，阎红彦在保山地委样板田现场召开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作总经报告，针对林彪鼓吹空头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生产上”。宣布：省委号召全省所有到农村去工作的干部，带一部《毛泽东选集》和一把锄头，到生产第一线去，力争较大幅度的增产。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并且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全会的小组会上，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既破坏生产又破坏社会秩序的做法提出意见，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共鸣和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问李井泉：“听说阎红彦思想还不通呀?”李井泉慌忙为他掩饰道：“想通了，想通了。”9月，北京南下红卫兵和云南造反派联合揪斗阎红彦，他在被揪斗中回答问题时说：“干部有缺点和错误，是个批评教育的问题。动辄罢官，不是党的传统。干部是党的财富，是由党管的，我个人无权撤哪一个干部的职。”谈到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的那封信，阎红彦直言不讳地说：这封信“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1967年1月8日，刚直不阿的阎红彦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迫害致死。
来源：老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