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敢实事求是对待阶级斗争
　　在1962年8月至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阎红彦和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一致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后又得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和10月25日至11月29日召开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同意。与会人员普遍要求下发一个文件，以便大家放心地执行。省委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继续贯彻执行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把群众的生产运动组织起来，从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启发诱导、分清是非、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惟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阎红彦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不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告诉阎红彦，要就此事在西南局会议上做个检讨，并由省委写出检查报告。阎红彦为检查定的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但文件在文字处理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5月29日，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他认为云南是紧密结合实际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那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检讨了就行了。
　　省委没有向下传达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况，更没有罪衍基层。在省委作检讨的同时，阎红彦说：“还是照我们的办法办，不要受干扰嘛!”“我们想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省委向各地委打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紧抓好，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

    四、敢于“不唯上”发表独立的见解
　　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这次社教(即“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阎红彦对这个问题比较清醒和谨慎。
    根据前两年亲自蹲点和云南各地试点的经验，他强调：“贯彻二十三条的中心是进一步组织农业生产高潮”，“四清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了显著变化”，“无论点上、面上，都必须按二十三条办事，以生产为中心”，“解决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阶级队伍，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最后要落脚在生产上。城市、农村都按这个来搞”。
    他一再提醒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整干部”，不要“没有问题硬找问题”，二是“打击面不能搞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四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在1966年1月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可以先从生产、生活搞起，让群众增加点收入，同时开展一些文化教育工作。把一般情况摸一摸，把步子放稳当一点。”
　　1965年10月，林彪一再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句句照办”。阎红彦反复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云南日报》组织了“盲目照抄照转照办为什么不对?——关于怎样正确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讨论。讨论持续到1966年5月，刊出30期专页，发文百余篇，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66年1月18日，阎红彦在保山地委样板田现场召开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作总经报告，针对林彪鼓吹空头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生产上”。宣布：省委号召全省所有到农村去工作的干部，带一部《毛泽东选集》和一把锄头，到生产第一线去，力争较大幅度的增产。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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