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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