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秦基伟回忆说，15军能人朝参战，他还走了谢富治的“后门”。那是1949年10月29日， *** 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商议抽调部队入朝的议程。秦基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秦基伟已得到消息：西南局内定他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15军3个师在内的5个满员师。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如果秦基伟是个安享太平的人，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美差。但他是一个军人，军人不打仗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请缨入朝，3个师长都打电话支持他。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了15军请求入朝参战的决心和理由，然而当天的会议上却没有被批准。会后，秦基伟急了，他想到了谢富治，“陈谢兵团”时谢富治就是他的上司，现在又是3兵团政委，请他帮忙说好话，这比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强。秦基伟软磨硬缠，终于打动了谢富治。在第二天计论入朝问题时，谢富治表了态：“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15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他们去朝鲜……”他这么一说，果然奏效了。尽管意见并不十分统一，但最后邓小平拍了板：“好，就这么定了，15军去!”。

有意思的是，秦基伟的15军入朝谢富治帮着说了好话，秦基伟从朝鲜战场归来他和谢富治又走在了一起，就任云南军区副司员。谢富治是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同时又是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的主要精力放在省委那边，军区的重要会议请他回来参加一下，一般的事情他不管。这样军区挑大梁的任务实际上落在了秦基伟的头上。那段时间，谢富治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下边的故事就要谈到)，但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没有割断与家乡红安的情感联系，只是他的夫人刘湘屏已开始摆首长太太的架子了。
红安县采购员刘金汉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都是因为谢富治。直到九十年代，红安县把他当“路条”，沟通在京各大将军的联系。 他被称为红安“活档案”。

笔者一行人到达红安的第二天使见到了他。他是红安通胡耿介绍来的。名叫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民政局局长。五十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以后做了供销社生产资料部的经理。他那时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援家乡红安。直到九十年代退休后，一代又一代的县领导仍把他当“路条”叫到北京。到全国一一拜望将军们。

刘金汉与我们一接触就谈起了他当年与谢富治和秦基伟等人的交往。那是1958年，他当采购员，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昆明他记得第一次见谢富治，是带着红安县委的信去向谢富治要汽车。那天，打完电话后，谢富治的秘书很快就派车把他接到军区去了。去时谢富治正在开会，刘金汉在那里等。不一会儿，谢富治从会议室出来了，在办公室接待刘金汉。刘金汉一想到谢富治是云南最大的头儿，不免有些紧张。开初说话都结结巴巴，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放，头上一个劲地冒汗。谢富治看完他呈上的信后，满脸堆笑地说：“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当谢富治知道他才27岁又是党员时，目光中透出了信赖和欣赏的眼神。说：“湖北那么好，长江大桥都通了。我们云南属于边疆，又闭塞，比不上湖北啊!你还跑我们这里来要东西……”。刘金汉见谢富治说话和气，也不摆首长架子，胆子也大起来，说：“首长，红安穷啊!县里什么东西都短缺，尤其是车辆指标红安就没有。你们云南交通不便，中央又处处照顾云南，不如把你们的物资匀一些给我们，算是对家乡的支持，我回去也好交差呢!”“哈哈，你这个青年人不简单，讲起话来人情人理，派你来挖我的‘墙角’，我不给你也得给啊!”说完，他吩咐秘书马上把后勤部何德部长叫来了，谢富治对他说：“这是我的红安小老乡，他们缺一些物资，能给解决尽量解决一下。”何部长一看是谢政委指示，哪敢怠慢，他把刘金汉接到了他的家，不仅盛情款待还把后勤部的车管处、营管处的几个处长都找来了，对他们说：“这是谢政委的老乡，红安人民有困难，请我们云南支持一下，帮忙解决一些物资。”几个处长看了刘金汉本子上写的东西，一致表态：要什么给什么。

刘金汉走时住的招待所的房问号和电话都留给了他们。回招待所后，他又给县里打了电话，汇报他见谢富治阶情况，县里表扬了他，并说可能的话，一些紧缺的东西也请给解决一下，刘金汉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何部长。好家伙，那些天，刘金汉在招待所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一会儿是何部长和几个处长去看他，一会儿又是秦基伟司令员和夫人去看他，一会儿找他的电话又来。搞得招待所的服务员和一些店客都对他另眼相看。没几天，一切需要的物资均备妥。最让刘金汉高兴的是，通过谢富治秘书给云南省商业厅长写信，给红安解决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刘金汉回忆说：“这是红安全县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啊!”后来，这批物资部队又帮忙办了托运，通过云南到越南的火车辗转运到湖北。

还是1958年，红安修革命烈士纪念词，需要大理石，刘金汉将这件事报告了谢富治，他也痛快，说：“这个我有，算我们云南支援，’你写具体一点，要什么材料，我们全满足。”谈起这些事，刘金汉说：“那时谢富治还是够意思，还有家乡观念，后来官当大了，就不行了。”

谢富治在云南当省委书记。干得不错，云南人民记着他。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云南没饿死人，这有谢富治的功劳。有一个云南司机就亲口对我说过：“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云南人民的命。”

谢富治给刘金汉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组织观念特别强。他也许是既当政委又当省委书记，抓党的工作一刻也不放松。连刘金汉这个红安党员也管了起来。那是1958年的春节(腊月30)，部队会餐，秦基伟没有忘记刘金汉这个出门在外的红安小老乡。派车把他接去了。到了饭堂，谢富治不知为什么没去。秦基伟在那里唱主角。他一见刘金汉来了，忙把他拉过去，一一介绍给大家，说：“这是谢政委的老乡2”其实刘金汉也是秦基伟的老乡，秦基伟这么说，无疑是尊重谢富治。在场的人多是头头脑脑，又是过年，一听说是谢政委的老乡，岂能饶刘金汉。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给刘金汉敬酒，刘金汉被吓住了。前边我们已经知道，秦基伟是个“酒仙”，他在酒场上是从不认输的。他鼓励刘金汉说：“你年纪轻轻的，不要伯，他们都是纸老虎!跟他们干，几杯酒就将他们打倒了。”秦基伟一鼓励，刘金汉也豁出去了，有敬必喝，全都是首长，喝死也干。他记得闹得最凶的是13军副军长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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