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舜帝因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乱，所以便作个顺水人情，“荐禹于天，为嗣。”这样既满足了禹的要求，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舜帝这一看似完美的计划不幸被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极力反对禹传位于启。这时的禹进退两难，虽然怀疑启的出身，但远古时代不象现在可以有条件作个亲子鉴定，况且自己只有启这一个名义上儿子，只得尽力平息这一谣传。所以《庄子·人间世》说：“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至于启是否真为自己所生，只能凭由天命了，如上引《战国策·燕策一》所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为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启由于得双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夏启作为“两君之子”便顺利地继承了王位。
可是那个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继续散布启为舜的所谓“谣言”。这是夏启绝不能容忍的，这也就是《书·甘誓》所说的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启）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故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故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淮南子·齐俗篇》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其实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无非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后代，从而获得对整个部族的控制权，但由于实力不济，最终被夏启所灭。
说到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历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为什么少康最终借助舜的后代姚姓有虞氏国的力量来实现复国的愿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启的特殊身份上罢了。
必须声明，启为舜之子只不过是我们根据古史传说材料所提出的一个假说，虽然有摆弄古史材料之嫌，但这样的一个假说对于我们理解传说时代的历史是不是毫无意义呢？
四、“夏启”身份假说的意义
舜是神话中的帝喾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这一点已被郭沫若等学者通过甲骨文研究所证实，大多数学者认为舜就是东夷殷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鲧禹是西羌夏民族传说中的祖先，也被许多学者通过禹的出生地与巴蜀关系所证明。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两个民族的交合融汇以及相互势力的此消彼长无疑是“禅让”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与共同对付南方三苗集团则是他们联合的基础。我个人认为，所谓“禅让”制无非是两个民族轮流执掌权力的形式。
其实，这一看似“和平”的禅让形式背后隐藏着却是双方民族势力的对比。即使尧舜禅让的传说，也并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传的那样充满道德化的色彩。史载尧帝统治时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尧帝实在没有办法来安定天下，只得让位于舜。而舜也决非一般平民，《史记·夏本纪》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据《史记·正义》引周礼郊野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如果我们按一夫一家四口来计算，舜俨然是一个拥有万人之众的部落首领，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新兴势力集团，所以《尸子》上说：“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国。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亲信。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尧舜之间正是通过联姻这种方式顺利地实现了权力的转接与过渡，至于后来的舜逼尧之说，可能只是出于尧邦顽固分子的一种借口罢了。
而在东夷民族首领舜即将执掌权力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夏民族的首领鲧企图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这种平衡局面，如《吕氏春秋·行论》所言：“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吴刀。”舜帝在平息鲧的叛乱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成功地自己的亲生儿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后通过禅位与禹的方式，从而确立了启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两个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个貌似合理的统一体系之中，进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脚步。同时，也顺利地实现了从“禅让”到“世袭”的转变，为中国早期第一个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至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启的不同评价，现在也许有了一比较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后来夷夏民族对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