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必须要有对主导运营商市场份额的限制。比如韩国规定SKT，在两年之内减低到50%的市场，做不到就要每天罚款80万美元。

第二，对于主导运营商的全业务牌照的发放时机要掌握好，要等到市场份额降下来以后才能发放。

第三是号码携带，可以规定在主导运营商市场份额降到50％前必须实施号码单向携带。

第四是频谱。国家在频谱分配上应该向新移动运营商倾斜，目前可以将一些使用很少，基本空闲的800MHz频段重新分配给新移动运营商，不仅体现政策倾斜，而且也可以借此契机解决了宝贵频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

这四条非对称监管措施或称其为扶持政策，是配合重组真正解决竞争格局的更有效措施。否则，几年后，现有的固网运营商业绩下来的会更快。

通信世界：从长远看，哪种技术、制式更适合中国电信的发展？

韦乐平：个人认为一定是WCDMA，但这不代表中国电信的意见。我认为，决定一个技术发展命运的是产业链和经济规模。

现在三大移动技术，我们做了仔细的评估。例如CDMA，尽管技术先进，领先了WCDMA和HSPA有2年的时间，但其整个市场份额却在下降。我一贯认为，技术发展到今天，各种移动通信的技术制式，只要核心技术类似，技术性能都差不了太多。不过是谁走的快谁走的慢而已。决定制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产业链和市场规模。
除非现在真正出现了一种独创性的技术，效率比现有技术高出几十倍，但尚未发现这种技术。举例说CDMA和GSM，尽管CDMA比GSM的频谱效率高4－5倍，但CDMA在全世界仅有4亿用户，而GSM用户数量为28亿。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产业链和市场规模是更重要的因素，除非你拥有的是真正先进的技术，一般技术的改进不足以撼动大局。

韦乐平语录：

你说我是幽默的，我跟你讲，是因为我在抗战胜利那年出生，和平的年代来临了，我生下来会笑，天生就是快乐的，生逢其时，所以我妈妈叫我乐平。

我现在都搞不清我的身份了。叫我什么的都有：师傅、大师、CTO、专家等等，还有叫我“白薯”的。

You are one of the best CTO in the world！英国电信总工对我这么评价，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认为“忧思的灵魂”比较符合我的个性。虽然经常笑，但我又经常会为很多事情感到担忧。所以总是有人笑我是杞人忧天。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我的个性，同时我又喜欢幽默，这样讨论会更加有趣，幽默能化解很多矛盾。

老板们一般来说都比较严肃，幽默与否取决于个性。通过跟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交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想要办成事没有策略和耐心不行。因为认识这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给别人时间，需要让他们去消化理解。

我这一辈子还是出了不少主意，回想起来还算不错，还没有被验证说有重大失误的主意。现在我快退休了，不愿意三到五年后，被人指点说，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知道CTO都有哪些解释吗？我是总工程师。这个职位类似国外的首席技术官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通常，CTO需要经常出差，代表公司讲述技术方向和技术路线等，所以国外对于CTO有两种调侃，即首席旅行官（Chief traveling officer）和首席演讲官（Chief talking officer）。

后记：采访中，韦乐平总工接到秘书电话提醒下一个会议即将开始。但他还是宽容地为我这个小辈延长了采访时间。他乐呵呵地说，记者总是觉得见见面比较有感觉。他不仅为我指点了工作中的注意事项，还向我介绍了他的书。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已经有另外一个会议在等着他了。

对正处在重大转型期的中国电信来说，怎一个“忙”字了得。他身上纠结着知识分子和企业技术领导两种状态的矛盾。是学者就该用准确度和先进性把握、驾驭世界前端技术，而企业总工的身份又要求他面对现实和市场需求、谨慎做出技术决策。如今他仍然要求自己至少能看到并把握住未来的三到五年的变化趋势和节奏，并告诫中国电信研究院的年轻人们，要在变与不变中求得发展，要学会转型。

因为一门心思钻研技术，享受学习，他与邬贺铨院士一起，曾被原信产部的一帮同事们称作两块“白薯”（湖北话，意为“只知道干活的可爱傻瓜”）之一。他的直言不讳也让业界人士认识到他的可爱。2007年在推动“光进铜退”的呼吁中，他几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光纤还没有面条的价格高；在全业务经营转型、呼吁尽快给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通信牌照的时候，他笑说，我从2002年等到现在，都退休的年龄了，还没见到这种方案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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