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回到新中国怀抱的紫金山天文台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天文学家。其中，有一名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福建小伙子，他就是刚满30岁的王绶琯。

　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绘制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而这项工作必须借助天文学上的授时工作，王绶琯和同事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 王绶琯

　　都是年轻人，其他人比我还年轻，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做成。到1957年任务完成，就够准确了，全国就能用上了。

　　这是王绶琯学成回国之后，为新中国的天文事业做成的第一件事，然而谁又知道，这个后来为新中国天文学奠基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人，在出国之前，却没有正式学过天文学。

　　1936年，13岁的王绶琯考上了马尾海军学校，那时的中国大地正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下。随着局势的发展，他随学校辗转流亡到贵州、重庆等地。1944年，21岁的王绶琯从海军学校毕业，但他没有得到一个血战沙场的机会，而是在第2年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 王绶琯

　　这全是一种机遇，被动的，那个时候，能念书就不错了。到了英国，我原来就是对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感兴趣，但是没有机会去学。

　　到达英国后，王绶琯意外地发现，一扇通往科学的大门碰巧摆在了自己的面前——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与他就读的皇家海军学院仅一墙之隔。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

　　英国当时是天文大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而且又是非常好的科普大师，文章写得非常好，到那里很容易接触到他的书，所以兴趣就比较快地长起来了。

　　对天文学兴趣日益浓厚的王绶琯在完成海军学院毕业设计后，做出了人生重大的选择，1950年，王绶琯正式转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原本打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蔚蓝色大海的他，这时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更加辽阔的蔚蓝色天空。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

　　那个年代，中国有100多年受人家欺侮的历史，所以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那么我自己倒觉得非常惭愧，我跑到国外去学习，自己当然还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投入到前线去，也有人搞革命都牺牲了，那个年代还是前线的一批人把局势稳定下来，把灾难结束了，以后才谈得上科学和别的建设。

　　没能在沙场上报效祖国，是军校毕业的王绶琯心灵深处的一个结，这使他在回到祖国之后，总是毫不犹豫地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着自己的工作。完成授时工作的第2年，一个新的任务又摆到了他面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雷达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星星除了发光以外，还发出无线电和其他电磁波。随之，一门新的学科——射电天文学诞生了。

　　1958年，中苏两国有了一次在海南联合观测日环食的机会，参加了这次观测活动的王绶琯等人，凭着前苏联科学家留下的一个小射电天文望远镜，展开了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创建工作。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

　　场地没有，北京天文台当时在筹建，就在昌平县沙河一个地方，现在也还算是北京天文台最早的一个台址。那个时候就搭个木板房，20多个人就把望远镜建起来，白天黑夜地干，也很有意思的。

　　那些从王绶琯的木板房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第一代射电天文学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已经为中国射电天文学培养了两代研究者。

　　要揭示天体的本质，必须依靠光谱的测量，而在测量光谱的过程中，却无法同时测量多颗星星的光谱，这成为一个技术上的瓶颈，也是摆在射电天文学家面前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

　　现在的办法就是望远镜对着一颗颗星星测，好像有很多人需要家教，老师就跑去一家家教，但如果我放弃了家教的观念，而是10000个孩子，1000个孩子都要学这个东西，那怎么办，答案就在这里了，那就是建个学校。

　　在这样的思路下，王绶琯和同事苏定强提出了LAMOST方案。

　　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

　　星星在这个方向，天上的目标投到这个望远镜以后，望远镜把它反射到那个望远镜，这是第二个望远镜，第二个望远镜再把它反射到这里，就把它接收了。

　　2004年，这种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将最终完成，那时王绶琯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