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心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５月２６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心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中心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轻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心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６月２０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心文革成员。

江青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心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心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１８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心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心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心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心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心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心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心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心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１９６０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８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心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心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刘志坚倒了……“中心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心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心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摘自：叶永烈著《文革名人风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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