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预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预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心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起，中共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２６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心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心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非凡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重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忽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