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与姚文元在火车上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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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王洪文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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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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