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

毛泽东的态度，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愠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976年10月17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1974年11、12月（12月23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1954年9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9年4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折腾，一拖再拖，拖到1974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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