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天真地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洪文感到夺权的时机又一次来临，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4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奢侈浪费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从曾经接待过他的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王洪文“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运来；儿子要吃石榴，也派专人到苏州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芯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材料还揭露了王洪文挥霍浪费的情况：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1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万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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