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是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下来的，我们怎么可以在胜利后忘记了人民、脱离群众呢？”

　　从与爸爸多年的相处中，我真切地感到爸爸就是一个只讲人民，不讲自己的老实人。我从小只知道爸爸当过农民，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至于做过什么工作一概不知，爸爸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我从小学到高中所填写的一切表格中，在“家庭出身”这一栏中，爸爸只允许我填“职员”二字。

　　我上小学时爸爸不送我去“八一”、“十一”这些子弟学校，而是送我去史家胡同小学这类平民学校。从7岁开始，我每天往返三四公里步行上学。我还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在爸爸的授意下，家里的公务员叔叔打扫卫生，只要逢我课余，都会分配给我一部分包干任务，完成任务后才有资格去玩。夏天，我在院子里有自己的一小块承包“自留地”，自己种上豆角、丝瓜和萝卜。每天傍晚，我会汗流浃背地拿两个桶提井水去浇菜，井水是用人力压出来的。我想现在我的手臂粗壮有劲，与自幼的磨练不无关系。

　　爸爸的饮食十分简单，每餐一小碟青菜、一小碟腊鱼或腊肉、一小碗汤，主食是一碗米饭或红薯。现任广州军区总医院护理部主任的梅桂萍70年代初曾护理过我爸爸，她还记得我爸爸住院时的食谱总是那么几样：青菜、红薯、西红柿……

　　父亲的行政级别是4级，母亲是10级，家里并不缺钱，可他从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上学时的学习用品一律要到父母那里去报销，不能留“私房钱”。上中学时，我喜欢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因为没有钱只好省下爸爸给的车费，为此，我还试过步行十来公里从春游点走回家，以便用节省下来的钱去北京的废旧电器市场购买价格便宜的处理品来组装收音机。

　　1973年6月，我在部队提干两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这也是我参军5年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在回家前，我早早给家里发了电报，说明我带的行李较多，希望到车站来接我，再说家里搬过家，我还弄不清楚现在的家庭地址。我满以为爸爸会破例让“大红旗”轿车来接我这从远方归来、几年未见面的儿子。结果我刚走到火车站出站口，就看到几名解放军战士兴高采烈地叫着我的名字，接过我的行李，然后，我看到一名战士推着一辆平板三轮车迎了过来，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行李在三轮车上码好，招呼我也上去。“就这三轮车？”我疑惑地指着它，战士们肯定地点点头，我极不情愿地坐了上去。这时我感到有点委屈：“大北京城的，没有专车，坐公共汽车也好呀。”回家见到爸爸，我才知道是爸爸不准许派他的小车接我，警卫班的战士们才用三轮车把我接回家的。30多年前的这件小事，如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解放军总参谋长是最叱咤风云的将军了，但我从不知道爸爸在战争年代曾继刘伯承、叶剑英之后担任过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总参谋长这样重要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在太行山根据地身患重病，毛主席听说后从延安发来电报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滕代远。1971年我帮助爸爸整理“红军回忆”时，才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他曾担任过总参谋长这样的要职，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父亲经常告诫我“永远不能忘记人民”。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革命时期，敌人到处搜捕他这个农民协会委员长，有一次他被一个农协会员隐藏起来，敌人抓走了那个农民，百般拷问，他就是不肯讲出我父亲的藏身之地，最后敌人杀害了那个农协会员。父亲激动地对我说：“我自己就是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下来的，我们怎么可以在胜利后忘记了人民、脱离群众呢？”

　　1978年5月，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重返中央军委秘书长岗位的罗瑞卿同志把我叫到他的面前，诚恳地对我讲：“我与你爸爸是老战友了，你要继承你爸爸的红军本色……”我想，自己是不会辜负爸爸这名老一辈革命家殷切期望的。

　　滕代远

　　(1904~1974)

　　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湖南麻阳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长沙近郊区委书记、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东特委书记。1928年调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同年7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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