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是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陶铸被王明撤职，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铸租了间旅馆，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度了10天“蜜月”；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变的谣传；我冒险进县城寄钱给陶铸

　　 那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长陈之枢接任。

　　 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礼治，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临行前，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10天幸福的“蜜月”。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

　　 刚开始时，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信虽简短但充满热烈的感情。来了四五封信后，突然就断了消息。我每天翘首等待，等啊，盼啊……

　　 后来我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晾在那个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

　　 而说陶铸叛变纯属谣言，事实上，陶铸被捕入狱后，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尚品格，严守了党的组织机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后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3个月后，被移交国民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团结狱中的同志，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估计是张铁同志托人带到福安的。我将信交给叶飞同志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同志，陶铸病重，可否寄给他一点钱，他表示同意。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可是极大的冒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作为自由人的我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致使病情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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