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11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调到陶铸身边当秘书的，于1966年春节后离开，前后共历时3年半时间。在陶铸身边，我深深体会到他是一位既有革命理想、干劲，又特别务实，讲究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他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既讲原则又讲人性。

    深入实际　心系大地
抓造林

    陶铸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大部分时间下乡，了解第一手情况，据以指导工作。我调来不久，就陪他去肇庆、湛江，跑了5个县，重点考察当地的林业生产情况。

    那次，陶铸最先到的是西江林场。这个林场就在广州去肇庆的路上。我们去的时候，林场大部分山地上都已经栽种上了树木，远远看去郁郁葱葱，一片林海，十分壮观。在西江林场，陶铸兴致勃勃地爬了几个山头，爬到大山顶的防火线上时，已是大汗淋漓。他说：“造林和不造林大不一样啊！光抓水利，不抓造林，没有水源；造了林才能蓄水，有了水才能种庄稼。林场如能带动起周围群众一起造林，还能加快造林速度。”当他了解到林场职工存在口粮问题时，当即指示陪同的地县领导解决林场职工的粮食供应问题，每人每月至少供应10公斤，不够自己再种点杂粮；当他了解到林场工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时，指示林场应将他们改为固定工，让他们把家属带来一块劳动，使他们安下心来，以场为家；当他看到工人衣服很破烂时，当即指示林场每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陶铸还指出，林场要采取国合造林的办法造林，由农村集体出土地，林场出种苗、工具，给社队专业队一定的造林补助。由林场统一规划、定期检查验收。

    几天后，陶铸从肇庆经罗定到达湛江。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雷州林场。那里，原来寸草不生，常年苦旱。林场建成后，提高了地下水位，增强了抗旱、抗洪、抗台风的能力。在湛江，他听说南三岛刚刚抗击了12级台风，就兴致勃勃地乘船到该岛察看。岛上，沿岛的防风林带逶迤起伏，迎着海风发出阵阵的呼啸声。在12级台风入口处， 森林只倒退了10米，保护了大面积农田。陶铸反复查看被台风吹断的木麻黄树木，询问了木麻黄树种的产地及其抗旱、抗碱、抗风功能。当他看到树林下有鸡群在啄食木麻黄树掉下的种籽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造林不仅改变了生态，而且促进了畜禽养殖业的发展。他还说，木麻黄不仅海边可以种，广州市也可以种。

    在湛江，陶铸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电白县（今属茂名市）委书记王占鳌的汇报。王占鳌是长工出身，年龄已 50多岁，他在汇报中说，一开始他也是只注意抓水利，后来才意识要从根本上抓林业。几年来，电白县已陆续造林90多万亩。陶铸高兴地说：“电白已变成电绿，你给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要给你立石碑，就是不立碑，心中也有你王占鳌的碑。”不久，陶铸把王占鳌调到广州任副市长，主要抓造林绿化。

    陶铸进入阳江后，看到阳江公路坎坷不平，公路两旁的树也稀稀拉拉，十分不高兴，一到县委，陶铸就把县委书记批评了一顿：你们这里路不像路，林不像林，怎么搞的？弄得书记赶忙检讨。到了闸坡镇的海陵岛，陶铸看到水库也修起来了，海堤也修起来了，荒山也大部分绿起来了，粮食蔬菜由岛外供应到自给有余，老百姓盖起了砖瓦房，只留了几座土坯房作纪念，心情一下开朗起来。陶铸高度评价了闸坡镇的这一变化，认为这里的干部扎扎实实，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是艰苦奋斗的样板，他要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林里为《南方日报》写一篇评论，在全省发扬这种苦干实干加巧干的海陵岛精神。

    一路上，陶铸就这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给5县干部和我们随行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金无足赤　实事求是不诿过

    有人说陶铸是个工作狂。他工作起来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工作到夜间12点。他逢假日从不休息，正业办完了还有“副业”。星期日不是找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就是找副市长杨毅。前者主抓市政建设，后者主抓蔬菜生产。陶铸与他们一起研究这个立交桥怎么建设，那个市场怎么建设，怎样调动菜农的积极性，让市民及时吃到新鲜蔬菜……

    “大跃进”开始时，广东还是低调的。但是，随着全国浮夸风的兴起，陶铸的头脑也热了起来，曾公开号召农村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他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为此，他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树清风

    陶铸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在全国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的时期，陶铸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便也响应说不吃猪肉。1962年，他出差湖南。他一路上坚持不吃猪肉，交代接待人员说只给他弄点青菜、豆腐、辣椒就行了。接待人员为此向他提意见，说你们中南局领导也不容易来湖南一次，不吃肉，一天就给你们吃青菜、豆腐，我们实在过意不去。陶铸说：“你们不要管这个，你们把农业搞好，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比什么都重要。”“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造反派来找我，说陶铸是“反革命两面派”，他宣布不吃猪肉，县委书记却在他碗里塞鸡蛋，要我证明这件事。我说我一路陪他吃饭，没有看到过这个。他们说我“包庇”，把我批了一顿。为了猪肉问题，陶铸和曾志还吵了一架。1962年春节，中南局机关杀猪，那时生活物资紧张，机关人员1人分3斤猪肉过年。陶铸、两个秘书、一个司机、一个警卫员、一个公务员，6个人共18斤，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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