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往在机关里。谢飞同志曾经是刘少奇同志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群岛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查揭发，划清界限。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与无辜，但无济于事。

　　 1933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

　　 “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恶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年底，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5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3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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