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

　　 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

　　 “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来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20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安排大会发言。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他。

　　 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1931年7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是年7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我也随同他一起赴任。

　　 这一年的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段日子，我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翌年初，我们接到中央免去蔡协民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厦门市委巡视员的通知。

　　 显然这是那个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告“御状”的结果。

　　 1932年1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同志则百般劝说。

　　 最后，王海萍同志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同志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

　　 小铁牛刚到厦门时还是好好的。到了那个医生家后，虽说一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当时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节，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传染上了麻疹，接着又传染了天花。两个多月就断奶的孩子，又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并染上急症，尽管医生家人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挽救不了铁牛幼小的生命。

　　 为了尽快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我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已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几杯黄汤下肚，他就发起了牢骚和怨气。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民是中间派，他嘴上没说，但心里却不服气。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两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

　　 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10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我们刚回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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