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 ,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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