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其信的原文是：

　　现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手稿１５页，书信手稿１０５４封（１５２４页，大部未印）。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１９６７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现了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的宝贵遗产和国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封信看，许广平知道鲁迅手稿是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从文化部拿走的，那时戚是“文革”的风云人物，而到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已倒台，被抓起来，她当然要查问鲁迅手稿的下落，这很自然，否则，不闻不问反而奇怪了。许广平先生因此突发心脏病以致辞世，这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而她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即认定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气死许广平先生。江青正是据此制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狱。而迄今仍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的所谓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云云，也盖源于此。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怀鬼胎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鲁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和遭遇，透视一下这件事情的真相。从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抛出来”（即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手稿在哪里？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实际上，除了后来江青利用这批鲁迅手稿所谓“遗失”制造大案、冤狱外，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这批鲁迅手稿做过什么事，派过什么用场。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开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任江青的秘书（止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在１９６７年一年的时间里，我没听戚本禹说过一次鲁迅手稿的问题，也没听江青说过。关于鲁迅手稿问题，我没有任何接触，一无所知。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布置任务，对我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送我一套１９３８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谢。你打电话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诉戚本禹给许广平打个电话，代我向她表示感谢。我应道：好。我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我想这件代劳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２００２年１月，读穆欣同志写的《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从中看到这样的话：“江青心怀鬼胎，派戚本禹将这批手稿全部盗走。”对这个论断，我有些怀疑，就往上海给戚本禹挂电话询问。他说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还说情况并不是这样。２月１５日，戚本禹给我一封信。关于这件事，他写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关于鲁迅手稿问题，纷纷扬扬了好几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够对此事作出正确判断。当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办公室去接管鲁迅手稿，完全是为了妥善保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遗产。此事首长有指示，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完善地执行了任务，没有过错。江、陈也没有错误，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说什么“盗窃手稿”，“陷人入罪”，全无实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当年讲话，当可作实事求是之文，以留历史真相。”

　　在这封信中，戚本禹仍称江青、陈伯达为“首长”，说“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意思，读者尽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复这件事的“真相”，应该说，是合理的。读者也许觉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听了戚本禹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我在“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材料上发现戚本禹当年关于取鲁迅手稿的讲话后，觉得应当对历史负责，还这件事情以本来面貌。我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文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无数事实表明，对现实，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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