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制订人之一，那是完全对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不承认自己曾是这条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却是不对了；至于像他在最近的《回忆录》及回答一位老同志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他一贯反对国际在中国推行门雪维克路线，且曾经在中共的第四次大会上凭他一己之力，改正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布尔雪维克路线，那就非常不对了。因为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代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志。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兼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它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彭述之的评价，我在一九五七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他自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现在事隔二十六年，当他与我们永别之时，我毋需改动这个评价。只有一点应该添加的，那就是：由于他这个稳定性格（更确切些说是固执性格）的病态发展，产生了“永远正确”的要求；为要体现这个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这是大有损于一个革命家身份的。

　　年轻一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首先必须以其“永远正确”的非份要求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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