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大批已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平安到达解放区，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组成专门小组，对进出香港的线路和安全措施，做了反复周密的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北上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安全到达哈尔滨。10月30日，潘汉年接到经中共中央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立即送给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转达中共领导人请他们“早日北来”的愿望。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最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潘汉年领导下，先后有4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总数约350人，没有一次失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行的。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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