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洁若

　　沈从文于１９８８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１９８８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１９８８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注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３０３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

　　“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憾之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一九六七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一九五Ｏ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我不相信，迟至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一九五Ｏ年九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老舍死得悲壮，他是现代的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