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再三，聂凤智含着眼泪作出决定:“禁令”仍然不能解除，绝对禁止打炮，谁敢擅放一炮，军法从事！

　　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临时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批评的矛头都指向他，意见极其尖锐刺耳：

　　“请问聂凤智同志，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仗？”

　　“上级要求军政全胜，也没有说不准用炮！”

　　“下面干部战士反映说，我们的军长到底是爱什么？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还是爱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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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听着，聂凤智汗水湿透了衣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了压火，还是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说我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不爱干部战士的生命鲜血？上海的楼房现在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后，楼房就是无产阶级的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破坏了，就会影响整个新中国的建设，花多少钱才能建设一个新上海？这个钱，还不照样是人民群众的血汗？蒋介石就希望我们这样把上海打烂。如果开炮，不正中了他们的意！我们现在忍耐一些痛苦，再作一些牺牲，正是爱我们的战士，爱我们的部队，爱我们的事业，我们只有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上海人民，那才是真正的爱！”
　“这些道理谁不懂？批准打一两炮就有那么严重？”对方还带着“火药味”。

　　“牺牲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来保全上海这个整体，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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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开了一夜，还是争论不休。最后，他以军长的身份再次严令：

　　“我再说一次！已经有令在先，谁要打一炮，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谁要用一包炸药，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错了我个人负责！”

　　事后，聂凤智回忆说，我当时横下一条心，说我“独断专行”也好，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也罢，我当军长就得执行我的命令。

　　原来临时党委会的精神传下去后，部队仍然有抵触情绪，炮团的一位战士就是不买账，哇哇叫着:“他妈的，我就要放他一炮！”

　　副团长说:“别胡来，打了要枪毙！”

　　话音没有落，“轰”的一声，炮弹飞出去了。

　　这一炮，把百老汇大厦打了个大窟窿；副团长吓呆了。在27军，“聂军长”的厉害尽人皆知，说“要脑袋”，就是真“要脑袋”，他一面准备逮捕那名战士，一面电话报告聂凤智。

　　聂凤智接到报告，不由哑然失笑。从内心说，他十分理解甚至喜欢这样的战士，喜欢他“抗命”，喜欢他敢骂自己，敢与自己唱对台戏，这样的战士只要调教好了，绝对是个好兵！

　　聂凤智破天荒地“心软”了，他给副团长交代：

　　“行了，就不要逮捕了，战士嘛，敌人把他打火了，伤亡那么大，有股子气，干出一两件傻事也是难免的；教育教育就是了。倒是你们，作为干部，应该好好地认真掌握部队。你们没有掌握好部队，战士错了，又搞他，不就错上加错，以后要绝对注意不能再出事！”

　　聂军长说了不算数，这在27军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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