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叛徒的破坏，正在大学里发行《挺进报》的地下党干部吕平接到紧急转移的命令，和一个化装成妻子的女地下党员，在阴霾密布的夜里过嘉陵江。女地下党员怀里抱着的是吕平才一岁的儿子，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有些惊恐，因为他感觉到抱着他的不是真正的母亲，便大声哭叫起来，险些被国民党哨兵发现，否则将成为第二个小萝卜头。三十二年之后，站在全国优秀小说颁奖台上的青年作家吕雷，就是这个险些成为第二个小萝卜头的孩子。
   
   
    吕雷在文学上给我的感觉是来势汹猛，就像程咬金出山，几板斧就在文坛上砸得山响———1979年他创作的小说《血染的早晨》在当时名气很响的《作品》上以头条位置发表，引起当时文坛很高的评价。1980年他又以小说《海风轻轻吹》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时隔一年多，他再传捷报，小说《火红的云霞》获1982年全国优秀小说大奖。可意想不到的是，这家伙还有另一手功夫，1984年他又创作出电视剧本《啊，云霞》，荣获全国电视剧本大奖。我想，无论从名字和名气，吕雷都肯定是个高大而威猛的汉子。然而恰恰相反，出现在我面前的吕雷竟然是个白净面皮的南国文弱书生，一对大眼睛细看上去有些单纯还有些忧郁。
   
   
    我原以为吕雷父亲有着如此惊险的“革命经历”，解放后当然是“高干”了，所以吕雷也就是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肯定会有些傲气，有些优越，有些令人讨厌的毛病。但吕雷却是比平民还朴实，他为人善良和蔼，办事极细致认真。所以到了鲁迅文学院后，被选为班级里党支部书记。我为此常常笑吕雷的形象与出身不合逻辑，说他应该是个纨绔子弟。后来我才得知，解放后他的父亲尽管在省里担任重要职务，但随后的各种运动却使他从此饱受磨难……总之，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幼小的吕雷随着艰难的父亲而更加艰难地活着。也许正因为如此，吕雷绝不幽默，甚至对我毫无节制的幽默很有些反感。吕雷在广东长大，对粤菜很喜欢，往往花大价钱请我吃精致的粤菜，于是我就故意幽默地说粤菜的精致是一种烦琐，而且还故意讽刺粤菜的味道太怪。没想到吕雷对此很认真，再次请吃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东北菜馆。我愿拿吕雷的一些广东生活习惯特别是广东话来开玩笑，这使他不胜烦躁，暗暗愤怒。由于他有着无限的忍耐和承受能力，所以对我反感的表情从不明显，这就使我更加肆无忌惮，看到他被我幽默得焦头烂额，真是乐不可支。不过，坦率地说，有时我也觉得这家伙挺可恨，特别是他的一些优点更可恨———吕雷的热情和热心多到没有原则的地步，只要是有人求他，不管好人坏人甚至是正在坏他的人，他都殷勤帮助。我斥他是东郭先生，他却为难地说，人家来求我，我能怎么办呢？有一次同学们为了评奖发生了纠纷，一些私心重的人大发雷霆并大发牢骚，吕雷不但不为此气愤，却为了让这些人都能分到奖金，到处奔走呼号，结果自己一文没名，却又被分配不均的私心者骂了一通。还有一次他和我到市场买一个小玩具，小贩子张嘴就要二十元，他就毫不迟疑地掏出二十元。我在一旁立即把他的钱抢过来，对小贩子说十元，小贩子回价说十二元；我坚持说十元，小贩子说好吧就收十元。谁知吕雷不但不感谢我，却认为我这人太小气。
   
   
    然而吕雷是可爱的，这样可爱的人在当今社会简直就像污泥里的珍珠。近年来他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挂职当官，但没有一点市委领导的样子，总像个勤务员那样认真而辛苦地工作。我说你要是真正进了官场，怕要吃大亏。但是当他所挂职的城市出了“大事”，他周围很多官员都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时，他却因洁身自好，平安无事。吕雷为此得到大家的信任，在兴建广州文学中心大厦的工程中，为了争取香港霍英东先生给予捐赠，吕雷只身往来港澳与大陆，不仅争取了巨额捐款，而且还加强了港澳实业界与大陆文学界的友谊。如此重任在身，吕雷还创作不止，写电视剧的同时写长篇小说，挂职体验生活的同时还在为新的创作积累材料，一直累得他心脏病发作，终于累倒在写字台前，被拉到医院里抢救。
   
   
    2001年1月，吕雷心脏里带着手术后安装的金属二尖瓣，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我正要认真并幽默地慰问他的“龙体安危”，他却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我大吃一惊，盯着他那大病初愈的面孔，盯着他那并不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他那说不清是忧郁还是深沉的眼神，突然觉得，我其实还远不了解吕雷。    (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