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吕雷父亲是老革命，有着惊险的“革命经历”，解放后当然是“高干”了，所以吕雷也就是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肯定会有些傲气，有些优越。但吕雷却是比平民还平民的朴实，并谦虚得让你难以置信。他为人善良和蔼，办事极细致认真并相当公正，有着书本上描写的那种优秀干部作风。所以到了鲁迅文学院后，被选为作家班里党支部领导。

    然而，吕雷也有一些令我感到可爱并可笑的例外———比如说吕雷在创作上很愿意听取意见，但他吸取的意见却是界定于艺术手法之内的。有一次我随意地说他创作上有为政治服务倾向，立即大伤他的艺术自尊。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虚心接受，十年后与他一次谈笑中，才得知他对我那次的随意之说“怀恨在心”。再比如说吕雷本来作风优秀，但不知为什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优点。有一次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说全班同学都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有吕雷一个人什么错误也不会犯。吕雷听后竟勃然大怒，觉得把他划在大家的范围以外是对他的污辱。

    然而吕雷是可爱的，尤其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可爱的人简直就像污泥里的珍珠在放射光芒。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吕雷进北京大学进修，后又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成为一级作家。无论是文学的光彩还是世俗的荣誉他全都有了，看来老天还是有眼，好人有好报。

    一晃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吕雷，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广州同他合写一部有关澳门的电视剧。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是见面不到几个小时，我就立即感到，他还是过去那个文静而文弱的吕雷，还是过去那个热心得像东郭先生的吕雷，还是过去那个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好人和蠢人吕雷。他其时在一个海滨城市挂职当官体验生活，但没有一点当官的样子，却认真而辛苦地工作。我说你要是真正进了官场，怕要吃大亏。他点头承认说他确实不行，不会官场那一套。然而后来我发现，不适应官场的吕雷其实很了不得，在兴建广东文学中心大厦工程中，为了争取香港大实业家对广东文学界的支持，吕雷长年只身自费往来港澳与大陆，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和亿万富豪打交道，却常以盒饭、云吞面度日。经过努力，他不仅争取到了霍英东先生慷慨的巨额捐赠，而且还加深了港澳实业界与大陆文学界的友谊。如此重任在身，吕雷还创作不止，写电视剧的同时写长篇小说，挂职体验生活的同时还在为新的创作积累材料，一直累得他心脏病发作，拉到医院里抢救。  

    那一年，吕雷心脏里带着手术后安装的金属二尖瓣，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我正要问他的“龙体安否”，他却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而且很快就能完稿。我不禁大吃一惊，盯着他那大病初愈的面孔，盯着他那并不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他那说不清是忧郁还是深沉的眼神，我突然觉得，我其实还远不了解吕雷。  

    吕雷和赵洪合著的《大江沉重》果然又一炮打响，《文艺报》、《文学报》都以头条文章加以评价，《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有好几十篇，作家出版社连续4次印刷，文学圈子里谈起广东，几乎都要提到《大江沉重》。鲁院、北大的同学无不为吕雷感到高兴。  

    那年非典爆发，吕雷又冲在最前线，他到专门收治危重病人的医院里采访钟南山院士，写出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求是》杂志、香港《文汇报》上，颇受好评。香港的爱国工会还专门请他赴港，为工会骨干和老会员作了两场讲座，报告广东抗击非典的动人事迹。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在讲台上看见，前几排坐着的全是白发苍苍的工会老骨干，他的“干妈”———一位六十年前抱着他从重庆逃过敌人的追杀，一路撤退到香港的女同志，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也一直陪着他听他讲座，令他感动万分。

    我想，正是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多年的陶冶，吕雷这个南国书生，笔下才会生发出这么多令人激奋的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