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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的童年时代


  为甚么《基本法》里面写明行政会议由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社会人士三类人组成呢?就是因为立法会议员可以将立法会当时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在行政会议讨论时摆出来。比如立法会议员对某个案意见很大,很难在立法会通过,这样对政府的帮助就很大。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政党背景的立法会议员,在行政会议里面做非官守议员的时候,说他是代表某个党的。也不希望他说,如果某个条例如何如何修改,他就回去让他所属的那个党支持这个条例;否则,就投反对票。


  当然,选入行政会议的成员,都是行政长官比较信任的。所以在行政会议之外,也是可以帮行政长官了解特定界别、背景的一些资讯,帮助行政长官判断。

  行政会议不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见集团调解矛盾的地方。那些事情不是在行政会议里面做,最好是在文件提交行政会议之前做。

  形成有效的执政联盟并不容易

  刘乃强:那么,您怎么看执政联盟的问题呢?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执政联盟呢?如果需要,怎样才能体现更加有利呢?

  梁振英:执政联盟与委任某些具有政党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会议,没有制度上的关联。

  执政联盟有没有必要?其实之前和现任的两位行政长官,都尝试过在立法会里面争取到比较稳定的、长期的盟友。但是后来发觉是不容易的,尤其在是香港的政党政治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今天。比如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席,党鞭也好,很难说因为他们与政府有某种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这么投票。

  尤其是现在香港立法会中有一半的议席来自于功能组别,往往有功能背景的议员,会有一个特定的看法,政党也都很难强迫他如何投票。

  形成一个有效的执政联盟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基本法》设计的前提里面,行政长官是没有政党背景的,讲明行政长官是不可以有政党背景的。因为一旦行政长官具有政党背景,就不仅有双重效忠的问题,而是有三重效忠的问题。一是对党,二是对香港特区,三是对中央,这确实是很复杂的效忠问题。

  当然,也要看这个执政联盟的性质如何。如果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就未必可以起到作用;而如果像一些朋友讲的,接近联合政府的,紧密的执政联盟,没有政党背景的行政长官对这个联合政府中的政党,也有一个效忠的问题。

  刘乃强:执政联盟是很功能性的,如果没有执政联盟存在,行政长官是不是在推行政策的时候会很困难?

  梁振英:我看到最后都要妥协。但是在妥协之前,要看政府如何导引民意。现在立法会和区议会议员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民意代表,他们可以说自己代表民意反对政府做某件事。

  但是社会、科技发展到今天,其实政府有很多手段直接与市民进行沟通的,行政长官现在自己也有博客,市民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意见传递给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也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市民观点并回覆。政府掌握民意,对政策的推动就会更为顺利。

  政府施政要善于借助民意
  争取民意对政府的支持

  刘乃强:当法案拟出来之后,如何让这个法案具有民意基础,让立法会议员能够通过,或者说使他们不愿与民意正面冲突?

  梁振英:按照《基本法》的设计,行政、立法关系在今天的政治环境来讲,往往令到行政效率降低。

  我们要克服一个问题,就是民意,不只是民意代表所表示的民意,而真的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倾向的民意。如果大多数人反对,就算你这个政治体制设计得非常完美,行政长官都是做不到的,也不应该做。

  我想举例说,当民意无可无不可,或者民意其实是支持你做的,只不过某些人说他不是这么看,要借民意而反对你。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政府硬朗一点,我相信民意代表都要接受。当民众了解事情的全部,权衡利弊,主流民意在政府这一边的时候,民意代表也必须收起反对的架势,因为当问题很清楚的时候,民意也清楚表达的时候,民意代表就不可能固执己见。

  为甚么很多国家那么多全民投票?(我不是说香港要这个样子。)那些国家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争执不下,只好通过投票看老百姓到底要如何。全民投票未必都是理性的,但确实是一种方式。

  以往是因为科技手段、交通的限制等,需要民意代表反映民意。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交通发达到今天这个程度,政府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直接接触市民的。

  对于争议颇大的政改议题
  要整体摆出来讲透利弊

  刘乃强:对于民意,您认为应该如何引导,使政府施政尽量获得民意支持?对于政改,您怎么看?

  梁振英:简单来讲,是首先要让市民了解议题的全部,而不仅仅是议题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

  政改问题很复杂,对于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不只是一步或者两步的过程问题,而是选出来还必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所以,在我们设计新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偶然性,就是或者某一日香港选出一个行政长官的当选人,中央不予任命,致使香港出现宪政危机;甚至出现对立、对抗,出现政治危机。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与民意的沟通,将政改议题完整地摆出来,看看香港市民到底能够有多认真、投入地研究政改问题。

  正如我当年参加《基本法》起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三三四方案、五五方案等等,我们不讲行政立法关系,挂一漏万,现在实施起来,果然出现种种困难。

  如果我们只是将焦点放在直选的年份、时间上,而不讲如果我们选出来的行政长官万一不能获得中央政府任命,香港将会出现甚么危机的话,那也是挂一漏万。

  所以,前提是要将问题讲透。

  刘乃强:很多人把稳定香港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身上,现在也有很多中产阶级参与香港的政治事务。您组织的香港专业联盟,未来是不是希望在香港的政治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梁振英:其实专业联盟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组织,由十个专业团体组成。我们没有个人会员,就是这十个专业团体作为成员。比如香港比较大的专业团体,如香港律师会、医生、牙医、工程师、会计师等专业团体,全部都吸纳进来了。

  我们组织专业联盟的宗旨,还是专业团体的宗旨,因此我们绝少参与同我们的专业事务无关的事情。针对的焦点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向外地,尤其是中国大陆,推介香港的专业服务,集中做一些介绍和推广的工作,也与内地做很多交流。这与凝聚中产阶级力量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从间接的角度说,由于我们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二零零一年成立,当时香港经济萧条,专业人才是过剩的。因此当时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就是向中国内地推广香港的专业服务,这就与他们的具体生活有了关联。

  我们不是一个政治联盟,而是一个很纯粹的专业联盟,主要的工作就是向中国内地推广香港的专业服务。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7年6月号,总第114期)

梁振英的童年时代

他还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代表全香港10个专业团体5万多专业人才。为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之外最大专业力量集结地的优势,梁振英过去几年不断组团北上,与内地对口单位互相交流,成功推动两地有关专业的资格互认、内地开放市场与香港专业人士联营等。

讲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梁振英为范例。和曾荫权的出身很相似,梁振英的父亲也是警察,当年靠300元月薪负担一家人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梁振英3岁就到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上学。"个个同学年纪都大过我,大哥哥、大姐姐,六七岁都有。父母不管教学是否正规,总之有人能帮助看着孩子就好。我每天背着个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装个面包,书包上挂着个红色的胶茶杯,在教会学校捏奶粉冲着喝,吃面包,那就是一顿午餐了。"直到读中学时,他还因为吃不起学校饭堂,午饭不得不回家吃;为了节省坐巴士的两毛钱车费,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

五六岁时,梁振英来到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学院旧址荷里活道警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曾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的吕孝端,在那里教过梁振英。吕孝端回忆说:"当时的荷里活警察子弟学校,上午是中学,下午是小学,有时我放学后,会为请假的小学老师代课,于是我就有机会教过当年只八九岁的梁振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梁振英那时候已经表现得鹤立鸡群。"有一次我向他们讲一个关于岳飞打金人的故事,之后问同学谁能够站起来再讲一遍,梁振英就主动举手,聪明而有技巧地重新演绎了一遍,又能好清楚地向同学提问,反映出他当时已很有领导才能。而他和他姐姐、妹妹,也就读同一学校,成绩一样好,对师长又有礼貌。"因为一家三个学生均学业出众,吕孝端还亲作家访。"当时和另一位老师去探梁振英的父亲,梁父这位忠厚长者,特以名贵的碧螺春茶叶来招待我们。梁振英说话清楚谨慎的风格,就最像他爸爸。后来梁振英成名后,在一些公众场合碰见他,大家都会闲聊几句,他还以'吕生'来称呼我。"

梁振英的童年时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侠小说应运而生的时候,而他却一本都没有看过。"父母管教严厉,认为武侠小说属于'闲书'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费时间。"梁振英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像个"小老头",喜欢学大人读报。"父母很大年纪才生我。出生时,父亲44岁,母亲40岁了。我记得,3岁的时候父亲抱我在怀里,教我读用一元钱买回来的《工商日报》副刊。读完后,我就拿到报摊去补5毛钱换儿童报纸,看报上的漫。"

父母不准看武侠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倒看了三本,除了《红楼梦》。"我嫌它太女性化,太枯涩了。"等到去英国上大学,梁振英反而将《红楼梦》带上路,陪伴他度过那段寂寞的留学生涯。随身带去的,还有一本《山东民间传奇》。"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在家里总说山东话。我们听得懂话中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样写出来。看了《山东民间传奇》以后,才恍然大悟。我每星期都写信给姐姐,告诉她我的'新发现',分享喜悦。"比如,"刘姥姥带外甥进大观园",其实她带的是外孙,因为山东话里"外甥"指的是外孙。根据山东习俗,不论辈分,在外面生的全是外甥。

梁振英学成后,放弃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书太多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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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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