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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放在我侧面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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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这样的论调大约每个时代都有吧。”
关于《将军的部队》
《将军的部队》这个短篇首发于《朔方》２００４年１０期，后被２００４年第２４期《新华文摘》转载，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沧州日报》配发了评论，予以转载。
在这篇《将军的部队》里，充分体现了李浩小说创作角度新颖，尚新尚奇的艺术特色。按照惯常的写作，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其部队应当是那些充满血性、铁骨铮铮的男子汉。这个题目下，应当是叙述一个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南征北战，奋勇杀敌的壮阔画面，可是在李浩这里，我们却看不到这些。他的将军的部队却是一些写下了名字和没有写下名字的木牌儿。他使我们在阅读之前所有的设想都落空了，与此同时，他用自己的方式带领我们走上了另一条路径，一条陌生的路径。
将军的英勇和智慧，无畏和决胜千里之外，这些虽然在小说里略有隐隐体现，并不是李浩所要挖掘和书写的。李浩将血与肉还给了“将军”这一身份符号，他写下的是一个将军的人性悲悯，写下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的爱和友情。这正是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成功之处。小说通过这一新的视角，补充了我们对“将军性格”一个侧面的理解，补充了我们对于战争的理解。
将军每日所要做的，就是和他的木牌儿部队的对话。通过这一对话，将军的记忆得以复活——那些阵亡将士身上的细节，这些活生生的细节是细微的，譬如谁谁谁的笛子吹得好，譬如谁谁谁的脚特别臭之类。小说里，李浩没有通过将军的口说出谁谁谁作战如何英勇，谁又如何不畏艰难等等的话。战争的艰难和惨烈，将士们的英勇是无法从表面上看到的，这就是李浩的故意忽略。他绕过了惯常的和我们可以轻易想要的东西，抓住的是和战争似乎无关的琐碎——在这些琐碎和细微的背后，一些人的面孔得到了复活，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冲击的力量。这些细节，也体现了将军和将士们那种无间，因为只有对一个很熟悉了的人才会从其身上发现如此的细节。记忆就是历史。透过将军的记忆，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思索：为什么将军在晚年不去回味他的荣耀，他的战斗经历，而坚持要记下那些阵亡的将士和他的白马与手枪？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回忆由生活的支撑进而成为了生活的本身，哪些经历可进入记忆……
《将军的部队》里将军对于他的木牌儿部队中个人情况的了解和说出是这篇小说的重彩，然而在这重彩的地方，李浩却故意虚化了，只透过将军的只字片言来完成，它的其它部分都属于潜台词，留给我们用想象来补充。李浩的语言较为诗性，较为现代，较有张力和想象空间，这篇小说除了延续他以往小说语言的特点外，沧桑感和控制的温情也可在他的语言之中体现出来。“我已经老了”定下了小说的叙述基调，然后几次反复，从而使那种沧桑之气变得充盈。在叙事中，李浩显得很冷静，没有用情感色彩特别浓烈的词，相反，他一直控制着小说中情感的收获，这种“控制”使小说显现了在冷静中涌起的温情。
关于碎玻璃
李浩对文学的爱好大约产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在中学教书的父亲订阅了一些诸如《中篇小说选刊》之类的杂志，家里也有一些小说，这些小说成了他最初的滋养，可是他看过了就忘，现在已经记不起具体看了些什么，无法对当年的阅读如数家珍。初中是一个爱做梦的年龄，他突然就爱上了诗歌，李煜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他把自己当成是那个在不断的丧失和困顿中写诗的帝王。以至于他感觉到身上流着李煜的血。并为人君之短做出了可笑又护短的辩解：李煜在接受帝位的时候国家已经有些虚弱，而宋的强大使他和他的国家基本处在一种肉食的位置，这就像清朝的宣统，他在那时的好与否，有无长有无短意义不大，因为他对后来的“事件”基本没有控制能力。李煜的诗影响了他骨骼的生成。许多时候，他都觉得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诗句是他写下的，那“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句是他写下的。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和李煜相遇，那时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丧失感和无力的忧伤？这里有骨子里的某种先天契合，也有先入为主的原因，还有骨子里的先天契合起的作用，他还喜欢一个清朝叫纳兰性德的中国诗人。但没有谁会超过李煜，李煜影响他最初的阅读，包括趣味，气味。
李浩写的第一篇小说是《我梦见我死了》：“我梦见我死了，是从５楼上摔下来死的……”可是这一篇小说他却遗忘了，记不起有过这样一篇小说，因为它没有发表，也未曾存下底稿。写它的时候不到２０岁，还是一个轻狂的年轻人。当时是１９８０年代，是求新的意识成长了疯狗的年代，第一个写作者都被苦苦追赶着，同时，这篇被他遗忘的小说却埋下了他以后的思考母题，也许这是一个人的性格使然，一个作家，写什么，最终写成什么样子是在最初就隐秘埋下了的，这个作家真正的前行幅度并不大。李浩说：“写作有时真的像一种对自我的围绕，说实话我自己很想摆脱掉这种围绕感，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某些母题是由一个人的心性先定的。死亡，生存中的死亡在以后成为我小说的主要思考之一，我以此写下了《那支长枪》、《生存中的死亡》等一系列篇什，而在诸如《三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等小说中，这个母题也一次次凸现。”
这也许隐隐约约地确定了他写作的前进方向。大致的，不明确，似乎也不能特别明确。明确是文学的敌人，文学是建立在某种似是而非上的，当然这话并不意味他要否定方向。方向和方向感可能不是一个词，正如他说的宗教感和宗教不是一个词一样。文学，哲学，在他看来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是对某些问题的追问和求解，但后来二者有了分野，这取决于二者方向感上的不同。哲学可在不及物的状态下产生，它更强调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是完全的假设；而文学，则将追问交给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件。它不要求确定。
他承认，某些后现代的理论对他构成的影响，在许多的时候，个人是不被重视和理解的，而个人理解包括他的社会理想总是在挫折和失败中磨成粉粒，即使“理解”中也充溢着巨大的误读和曲解。同时，他也确实感到，世俗的巨大足以淹没掉思考和个人的锋利，何况他不是一个锋利的人，在他天性里有示弱的妥协的成分，当然，骨子里也有相当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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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世界人物库,古今中外人物资料 李浩简介，介绍,生平事迹 图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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