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马伦来到了库切在开普敦的办公室，当时面色苍白且不善修饰的库切正穿着斜纹软呢上衣和灯芯绒裤子。马伦严格遵照库切的代理人事先的叮嘱，尽量避免去提什么“他儿子从阳台上摔下来”，“他的前妻死于癌症”以及这些悲剧性的家庭事件是如何影响他近期创作，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们只谈论文学，但马伦不着边际的问题常常让办公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库切在拍纸簿上把问题记录下来，沉吟良久，开始分析问题本身并敏锐地指出马伦的缺漏，但对自己绝口不提。马伦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遭遇到相似的窘境，他似乎成了一个蹩脚的科学幻想杂志的记者。最后马伦绝望地问道：“您喜欢什么音乐？”库切的笔潦草地划了几下。这位大作家考虑了一下，“我从来不听音乐。”

    这或许是你能听到的关于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库切曾说过：“一生中，我一直颇为成功地远离名气。”他起初踏上创作之路，并非为了实现什么伟大的文学抱负，而仅仅是想借用某种方式来表达内心，抗衡残酷的现实。于他而言，文学便是最最理想、最最有力的方式。

    197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出版，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潜力。之后，他总是不紧不慢，每隔几年就抛出一部作品来。《乡村中央》（1977）、《等待野蛮人》（1980）、《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1983）、《敌手》（1986）、《冷铁时代》（1990）、《分裂的土地》（1992）、《彼得堡的主人》（1994）、《耻》（1999）等长篇小说就这样一一问世。

    其中，《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和《耻》为他两度赢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作家。除布克奖外，他还获得了无数其他奖项。但他本人却始终躲在文学的背后，低调地生活，毫不看重这些奖项，甚至都懒得前去领奖。在他看来，作品一旦问世，就已经是一种完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这回他亲赴斯德哥尔摩，并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演说，真可谓给足了诺贝尔文学奖面子。或许借用他的最新著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同样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家——的话能更好地表达出他的想法：“我应该让他们取消颁奖典礼，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得了。”不过这回可是一张大额支票，足足有一千万瑞典克朗（一百三十万美元），抵得上好几十个布克奖。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一位委员称，库切的作品有很强的艺术性、可读性，认为这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世界上众多的畅销书作家写出了那么多比库切的小说可读性强得多的作品，他们为什么没能获奖呢？可见，好故事不能决定一切。

    我们看库切的小说，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他的作品故事固然流畅可读，但是读后总是给人一种沉重的情感压力，让人不得不再三回味。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所描写的都并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英雄人物，而恰恰是一些“反英雄”、“非英雄”，是一些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物。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命运，作品的力量使读者也不得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并且能使读者从对这些人个人命运的关切中感受到了历史潮流的涌动，使读者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产生深入的联想。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进自己的小说，从这一点上来说，称他为自传作家一点也不为过。

    也许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一些库切的寡言。去读他的作品吧，那就是对他最好的诠释，从中可以找出一切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