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如果当时没有家庭的牵挂，您是不是也可能会留在剑桥大学？今天我可能就要到“剑桥”去采访您了。

季羡林：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原因，我当时回国，最大的一个思想斗争，就是我搞的那一套东西回国不能继续。没有杂志，没有书记，所以必须改行。回国以后，我最大的斗争在这个地方。我倒不担心中国留学生不回来，如果天天改的话，大部分会回来的，我这样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就说中国这个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根深蒂固。

杨澜：总是希望给国家做一点事情。
季羡林：总是这样的，就是加入美国国籍的，比方说李政道、杨振宁，这是大名鼎鼎的，他只要有办法，总是想帮中国。爱国之心未泯。

杨澜：有些人也说，留学生之所以不回来，很多是因为那边的物质生活条件好，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您做学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欧比，那个差距比现在还要大，为什么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回来了呢？

季羡林：那时候差距不大。
杨澜：不大？
季羡林：为什么，在国外，在国内一回国，“清华”、“北大”回国以后不能当教
授，“北大”叫副教授，得过渡那么几年。“清华”没有副教授这个名字，叫做专任讲师，得过渡几年。他回来拿的工资在国内，生活水平是高级的，三百块“大头”，四百块“大头”，那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

杨澜：您觉得现在中国的高校都在说要进行这种体制上的改革。您觉得想要中国的高校…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我们也在说我们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北大”百年的时候也都提出这样的口号。您对这样的口号怎么看呢？

季羡林：这个口号很含糊，“北大”、“清华”就是一流，我听说，我不知道，没研究过。他们一流几流，有个条件就是经费，而经费，咱们只好甘拜下风。别的…比如
说我们学校的教授，就比美国大学教授差，有的差，有的不一定差。

杨澜：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问题。
季羡林：不是个人素质，不是的。
杨澜：像现在做一个大学的校长，可能最主要的精力，要放在怎么样去…能够拉赞助，
季羡林：弄钱。
杨澜：能够募到钱来。您有没有出去给学校拉过赞助什么的？
季羡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拉不来。
杨澜：比如说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也在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现在又提到一个“科教兴国”的一个口号，其实大家听到的口号都已经很多了，但是您觉得在实际当中目前高校的这些老师们、教授们，他们觉得最需要…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到他们的是什么呢？

季羡林：说句实话，最需要解决是经济问题，你把工资提高五倍、十倍，他的地位就提高了。像这样在那个收破烂的人的眼中，教授就不值钱了。那他自己怎么能够…摆架子也摆不出来。编的都是空话，就是提高了工资。教育经费这是这样子，你不要提高“科教兴国”什么兴国，先给增加教育经费。

杨澜：我们现在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百分之二点四
这样，当然年年都有增加，但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但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也已经达到百分之三点五。像马来西亚甚至达到百分之六点九。泰国也接近百分之四，美国差不多百分之五点几到六，这个阶段，所以的确是…就这个比例来说，是比较少的。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属于是最下边这四分之一的。

季羡林：对，得从后边数，排名的话。
杨澜：所以是不是觉得，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经费的问题，当然是国家有很多需要建设的方面，如果是国家的教育经费能够在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的话，比如说老师的待遇能够得到实质的改变，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青黄不接的问题，留学出国的问题，还有教育质量的问题，可能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季羡林：这样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教授工资等于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个月六万港币，等于我们…我们等于他的百分之一，就平均而言，百分之一。

杨澜：季先生的家门口正对着一个池塘，原先池塘里没有什么绿色，季先生不甘寂寞，投了几粒莲子，不想几年之后，居然长出了满池塘的荷花，多达上千朵，他写散文的时候，窗户正对着一池莲花，难怪文思泉涌了。而我采访他的那一天，正逢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池塘中的残荷也别有情调。按照季老的说法，荷花正在冰下冬眠，做着关于春天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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