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这种勾画，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员。

“华国锋是个好人”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后，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之唱对台戏。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

有论者云：华国锋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的三十年，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改革旋律；伴随着他的谢世，毛时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声。

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但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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