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被捕的消息终于证实了。他就是在和沈从文分手之后，前往东方饭店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于胡也频等人的这次被捕，冯雪峰作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一段简要的回忆。他说：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连了一些同志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泼。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察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三十多位参加集会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冯雪峰谈左联》)根据胡也频的意思，沈从文去找了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胡也频。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协助，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拒绝。他们害怕惹上共产嫌疑。

　　然而，为了友谊，沈从文早已把个人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他频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沈夫人张兆和说，她听沈从文说，当时他为胡也频的事曾去过南京将近十次。

　　在第二次去南京时，沈从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见了市长张群，然而仍然如石沉大海。

　　终于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沈从文和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对这次与胡也频的永诀，他们两人都有过记述。

　　丁玲写到：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回忆到：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他们还拿到了胡也频写的收条。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频的所有书信中，这也许是最令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他捏着墨汁淋漓的收条，和丁玲兴奋地谈论着。十来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他还活着！

　　这也是令丁玲终身难忘的一瞬，更是他们三个人的真挚友谊，在苦难时代悲剧性的最后一幕。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过当年曾和胡也频一起编辑副刊的左恭，继续找国民党要员们寻求出路。沈从文此时已顾不上各种顾虑，亲自去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丁玲后来在1950年很后悔她曾同意这么做。她说：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对这次与陈立夫的见面，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作出请求。他记述自己对陈立夫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 党中有见识的人，也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其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政府方面能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则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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