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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对管、蔡既是封国诸侯，又是“相”武庚的双重身份难以理解，故对“三监”人物、监的意义争论不休，总在“监”字含义是监视抑或统治上纠缠不清。现在看来，“监”的意义是复杂的，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从军事占领管地，对殷地起军事威慑的作用来看，孙作云先生的“三监”军监说可信。管叔、蔡叔首先是居管，对管地的直接军事占领，实现对管地的直接控制，相当于后来的军管、军监，其次才是监殷，目的是从管地来辐射控制殷地及整个东方。这是一种就近控制的统治方式，其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一般分封。正是由于管、蔡强大军事力量在管地的存在，“东方之隅”的诸侯国才“咸受赐于王”。从这一点看，已经超出了监视的范围，又带有某种政治“统治”的意义。这一点，在《文政解》中说得很清楚。管叔已经将中央与地方职官与军事政治职能合一，控制了“东隅之侯”的西周方伯。
第二，管、蔡由中央官员向地方诸侯的转化，实现了西周中央对地方统治的诸侯国化。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周王朝在没有力量直接统治地方的情况下，主动采取分封诸侯的办法来实现对全国的间接统治。这种诸侯国化由来已久，周文王时代就在西土实行分封。如周公、召公、太公等都是这样兼有中央重臣与地方封君双重身份的人物，不过他们有的并未直接去自己的封国，一直在中央任职。叔鲜随武王伐商后镇守管地，在原地受封，自然就在封国，但仍然兼有中央赋予的职责。周公、成王的大分封使地方化达到高潮。正是在分封制的大旗下，各种地方势力在短时期内纷纷归于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之下，成为周王朝中央权力统治之下的地方势力。
第三，周王朝通过叔鲜在管来控制整个东方，赋予其相当大的权力，使之成为控制东方的方伯。一方面有利于对殷及整个东方地区的控制，有利于中央权力对东土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也使管和武庚的联系密切，这为后来管、蔡因不满周公摄政，独揽朝纲，为与周公争夺中央权力而与武庚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埋下了伏笔。因为管、蔡在受封后已经成为地方诸侯，属于地方势力，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实质上反映了周初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武王死后，“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起因是周公自行摄行政当国，引起地方势力的极度不满，管、蔡已经成为整个东方地区地方势力的代表，“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这充分证明管、蔡对殷武庚及东方诸侯有控制能力。周公奉成王命出兵讨伐，他此时完全是作为中央对抗反抗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以王命讨不庭。
总之，周武王是依靠叔鲜居管监殷来实现对东方诸侯国的控制，管叔是兼王官与地方诸侯双重身份，相当于方伯的重要诸侯。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管叔作为“三监”之首，实际上就是周初第一个被授予诸侯之长的方伯的重要诸侯。作为东方诸侯之长，管叔的地位高于其他诸侯和武庚，整个东方的诸侯归他制约。管叔反叛周公直接反映了周初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周公东征平叛标志着中央战胜了地方叛乱势力。然后，周公迁分康叔于卫，其后卫国、齐国代替管国成为东方的方伯，西周的方伯制度仍然在继续。
叔鲜
叔鲜是周文王姬昌之三子，受封到管地，人称“管叔”。
是文王的正妻寮疾夫人生的嫡子有：
大王子伯邑考、二王子姬发（武王）、三王子叔鲜（管叔）、四王子姬旦（周公）、五王子姬度（蔡叔）、六王子姬振铎（曹叔）、七王子叔武（霍叔）、八王子伯郑（毛叔）、九王子叔郑（毛侯）、十王子季载（沈叔）、十五王子姬高（毕公）、十七王子姬奭（召公）。
这些嫡子中，文王最不喜欢的就是叔鲜了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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