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7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是一个“新名词”。据关锋后来回忆，他提议将之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而成的。

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提出了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倒是不可能的。

由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就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捉 刀

三天后——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的执笔者就是王力、关锋。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后，由陈伯达定稿。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随之而起的，就是全国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李先念1967年“二月抗争”会议上语)。

捉刀，为关锋带来了亨通的“官运”，但捉刀也使他成为林彪、江青、陈伯达的“替罪羊”。

1967年“七·二0事件”后，林彪提出借这一事件在军队“大作文章”。7月25日，康生在新华社电讯稿中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

作为“中央文革”的笔杆子，王力、关锋立即着手炮制“炮弹”。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刊发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周年》。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社论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运动的大方向。”

以此为起点，全国迅速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看到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后，愤怒地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并批示：“还我长城！”

定 罪

这一批示，使“中央文革”陷入一片惶恐之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各自设法保全自己，但被时人称作“文革小爬虫”的王力、关锋则被江青、陈伯达端了出来。陈伯达声明：“《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在王力被康生迅速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了“特务”。事情的蹊跷在于：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个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哄传关锋是“国民党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和“笔杆”，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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