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经新释》工程不小，虽说袁学养有夙，恐怕也不是六二年五月到六三年二月之间可以急就的。我疑心毛的论点，是他临时追改进文稿中的。毛那个注，立论非常不严谨，称不上学术意见，可是，它会在与政治、文艺不搭边的冷门神话研究中，产生那么快、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小事例可以检验当时政治大气候下的学术小气候。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处处有政治，一切都只是政治--真是彻底得不含糊。我同情袁先生的尴尬，还得赞赏他的苦心，把毛的影响限制到最小地步。倘换一位聪明的学问家，该把共工彻底平反，甚至不惜以诬蔑禹或者女娲为反动派作代价--我们不是常以毛为根据完全重写什么史、什么史么？--反正死掉的甚至只在传说里活过的人物，没有可能来鸣冤。团捏死人是我们的惯技，欺负死人又是顶安全的--有时候，欺负活人也同样安全，只要有政治靠山或者政治作靠山。
神话在流传里会不断加进新内容，改换新面目，已往的文本，便有许多自相矛盾。毛对共工的那道旨意，会不会经过添油加醋，生出骨胳血肉，也流传下去，千百年后成为另一个"不周山"的文本？对神话的研究与神话自身的流布是两回事，研究要理清旧神话，而流布会创造新神话。可是有一点相通，它们同受历史性的摆布。在历史过程里，对神话的研究自身也可以转换为神话的一部分，而成为后代研究的资料；同时，每个依据旧神话造出的新神话，都包涵对神话研究，它要赞同哪些，修改哪些，已是经过判断的了。对久远、高傲的历史来说，学者们研究神话时所持的客观、冷静、公正的立场，未见得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无论立场是否客观，立论是否谨严，都可能引发新神话；二，而神话的创造似乎并不顾及学者那一型号的理性，却更受经验、爱憎、时兴潮流、当代思想的左右；理性的研究将会被非理性的神话自身所吞没。这对学者，也许是个不得不接受的讽刺。
这个问题也许不值得注意，因为科学昌明以来，神话逐渐式微，退出社会生活，成为博物馆的货色；它失掉发展的可能性，只剩下历史，没有了将来。对它的研究虽然未见得是定论，它自身可已经盖棺了。研究只当得死尸的解剖，不像活人的治疗，能改变活人的状况。所以研究与流布的关系可能没有多大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