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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九军团在左后侧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红九军团同国民党六十三师展开激战。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刚突破封锁线，敌人便利用有利地形从两翼扑来，把红九军团和随主力行动的少共国际师切断，进行分割包围。在此危急时刻，郭天民率领红三师八团杀开一条血路，把敌人打垮，使部队得以突围。经过苦战，当红九军团到达贵州时，已从长征出发时的 9000多人锐减为2500多人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继续担任掩护全军西进的任务，奉命在乌江北岸单独作战，阻敌前进。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的两个多月里，红九军团转战数千里，以2000人的兵力牵制了敌人6个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黔东北老木孔地区，红九军团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犹国才师的“双枪兵”相遇。郭天民按照军团党委的决心，在山腰设伏，于险要处遍插红旗，队伍时隐时现，军号齐鸣，诱敌至近距离时突然开火，击退敌指挥机关，然后又跟踪猛追。经过一整天的激战，以17个连的兵力，重创敌军5个团，生俘敌1800多人，缴枪1000多支。
老木孔大捷后十多天，红九军团于4月13日进至贵州织金县猫场，击溃了王家烈部的袭击。猫场战斗后，红九军团接中央军委电令：相机渡过北盘江，西入云南与主力会师。红九军团从云南盈江渡过北盘江，先后攻占宣威和东川，接着又强渡金沙江，5月中旬在西昌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专程到四川天全迎接红九军团，高度称赞红九军团战斗力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撒得开，收得拢，能单独完成任务，不愧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奖的“战略骑兵”。
红九军团在单独执行“战略骑兵”任务过程中，几乎天天行军打仗，郭天民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研究敌情，周密部署，对部队的行军序列、通讯联络、伤病员安置、营地选择，以及主要警戒的派出，他都亲自过问，从不敢有一时懈怠，使红九军团多次化险为夷。郭天民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和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给全军团指战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无名英雄”郭天民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军，红九军团随左路军北上。红九军团刚加入左路军，就被刚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没收了电台和密码，撤换了机要人员。这样一来，红九军团同党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事事都需独立思考了。在张国焘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中，郭天民经受了严峻考验，表现出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左路军本应北上，但张国焘却公然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指挥部队南下川康。郭天民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当张国焘宣布成立非法的中央时，有的负责同志举了手，还当上了中央委员。这件事在红九军团传达时，郭天民拍案而起，当众质问传达者：“党中央不是北上了吗？为什么又成立一个中央？！我们党只有一个中央！全党只能服从一个中央！”由于郭天民冒犯了张国焘，被撒掉了军团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科长，不久又被调出红九军团，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工作。
在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郭天民不理睬李特等人不许打听“军事秘密”的规定，一有机会就打听红一方面军的去向。一次，红四方面军作战局局长曹里怀来到红大，晚上与郭天民同住一室。曹里怀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同郭天民认识。郭天民问曹里怀：“红一方面军到哪里去了？左路军怎么办？”曹里怀回答：“红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红四方面军恐怕还得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
郭天民听到这些消息后从心眼里高兴，感到有希望了。他把这一消息悄悄告诉了一些同志，不料有人向张国焘告密。张国焘勃然大怒，以“泄露军事秘密”为借口，要杀掉郭天民和曹里怀。朱德闻讯后坚决反对，他说：“曹里怀还是小孩子就当红军，绝不会是反革命！红一方面军就是到了陕北嘛，泄露了什么机密？郭天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有名的人，更杀不得！杀了这两个人，怕以后不好交代吧？！”张国焘这才不得不把死罪改成党纪处分，郭天民和曹里怀总算保住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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