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周扬同志，还有好大一批文化人络绎不绝地到了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还有好多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也到达华北、华东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里。党的文艺工作者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行列，一起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贺绿汀同志创作的歌曲《游击队之歌》，极大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斗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和诗人张光年同志创作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青年作曲家郑律成同志和诗人张松如同志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何士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创作了《新四军军歌》，两首歌都表达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还有吕骥同志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表现了青年学生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崇高情操。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等同志深入太行山区，薛柏青等同志深入江淮平原，拍摄了敌后军民的斗争生活。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一九三八年初，他亲自派作家刘白羽、戏剧家欧阳山尊、汪洋等，以“抗战文艺工作团”名义，陪同美国人卡尔逊，到敌后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冀南。随后，总政治部和陕甘宁边区文协，继续以“抗战文艺工作团（组）”的名义，组织作家、艺术家分批到敌后去。其中有卞之琳、吴伯萧、柳青、杨朔、陈荒煤、黄钢、马加、周而复等好多作家。周立波同志作为战区记者到了晋察冀边区。沙汀、何其芳同志则随一二○师由晋西北转战到冀中。上海左联时期的作家聂绀弩、黄源、丘东平、赖少其、吴强等同志也先后到达新四军部队。他们不畏艰险，深入敌后根据地，写了很多报道、小说、剧本，宣传人民子弟兵的抗战业绩。在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成了全国人民注目的政治、文化中心。早在三八年办起的鲁迅艺术学院，汇集了大批文艺人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使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有了广泛的发展，成为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正是在这个基础和成就上，毛泽东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肯定了“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批评了一些同志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指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此把革命的文艺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了《兄妹开荒》、《血泪仇》、《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等一系列描写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优秀作品，在根据地和部队中土生土长了一支坚强的文艺工作队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这种革命的战斗的传统，是在我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我们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仍是极其宝贵的。革命导师们一向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并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林彪、“四人帮”对于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诬蔑和诽谤，是他们制造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他们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干不成的罪恶勾当。我们清算他们的罪行，同时也是为了恢复革命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振革命精神，夺取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胜利。

　　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林彪、“四人帮”推行的《纪要》，只字不提“双百”方针，绝不是偶然的。他们还叫嚷什么“创作题材不能百花齐放”，叫嚷什么“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任意践踏党的方针，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的凶恶面孔。不彻底批判《纪要》，不彻底推倒他们反对“双百”方针的谬论，在今天，我们就不会有新的进步，新的创造，大量的好作品就难以出现。

　　好作品就是力量。投入四化建设的人民需要大量的好作品，鼓舞自己前进；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生活，也为文艺工作者多多拿出好作品，提供了深厚的创作源泉和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应当团结一致，解放思想，提高艺术，当好新长征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在广泛深入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对于探索文艺领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下，我们应当继续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我军的文艺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明确规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事实证明，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积极探索和讨论愈活跃，愈能催启文艺鲜花的开放，文艺鲜花开放得愈茂盛，愈会推动积极的探索、讨论进入新的领域和新的高度，带动战斗性、多样性的文艺创作顺利发展。

　　列宁说过，在党的文学“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正是这样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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