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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同志先后任校长的红军大学里，成立了我军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红军最早的一位艺术股长赵品之同志，为组建这个剧团做了大量工作。剧团中有根据地里的民间歌手和爱好文艺的男女青年，有小提琴家、朝鲜的崔音波同志，有上海的石联星、彭舜华等青年学生，还有从漳州来的几位台湾的同志。后来，李伯钊等同志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养了一千多个学生，编成六十个编剧队，深入农村和野战部队演出，开展工农戏剧运动。领导这项工作的是瞿秋白同志，他很重视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在他们的努力下，部队里的演戏活动十分活跃。聂荣臻同志、罗荣桓同志、罗瑞卿同志和李克农同志、何长工同志、还有黄镇同志等等，都曾登台演出话剧。《庐山之雪》和《杀上庐山》就是他们编演的著名剧目。在这个时期，曾经在上海左联编过文艺刊物的胡底同志，创作极为活跃，写了表现红军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松鼠》、《活菩萨》、《沈阳号炮》、《义勇军》等很多的剧本。在长征路上，他直言不讳，大胆抨击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张国焘杀害了。剧作家钱壮飞同志也死在长征路上。随西路军西渡黄河的文艺干部麻波、杨建成、李文华等同志，在河西走廊陷入敌军重围，壮烈牺牲。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杀害后，鲁迅曾说：“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鲜血是和红军战士的鲜血流在一起的，它是三十年代文艺最光辉的一页。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周扬同志，还有好大一批文化人络绎不绝地到了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还有好多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也到达华北、华东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里。党的文艺工作者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行列，一起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贺绿汀同志创作的歌曲《游击队之歌》，极大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斗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和诗人张光年同志创作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青年作曲家郑律成同志和诗人张松如同志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何士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创作了《新四军军歌》，两首歌都表达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还有吕骥同志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表现了青年学生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崇高情操。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等同志深入太行山区，薛柏青等同志深入江淮平原，拍摄了敌后军民的斗争生活。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一九三八年初，他亲自派作家刘白羽、戏剧家欧阳山尊、汪洋等，以“抗战文艺工作团”名义，陪同美国人卡尔逊，到敌后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冀南。随后，总政治部和陕甘宁边区文协，继续以“抗战文艺工作团（组）”的名义，组织作家、艺术家分批到敌后去。其中有卞之琳、吴伯萧、柳青、杨朔、陈荒煤、黄钢、马加、周而复等好多作家。周立波同志作为战区记者到了晋察冀边区。沙汀、何其芳同志则随一二○师由晋西北转战到冀中。上海左联时期的作家聂绀弩、黄源、丘东平、赖少其、吴强等同志也先后到达新四军部队。他们不畏艰险，深入敌后根据地，写了很多报道、小说、剧本，宣传人民子弟兵的抗战业绩。在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成了全国人民注目的政治、文化中心。早在三八年办起的鲁迅艺术学院，汇集了大批文艺人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使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有了广泛的发展，成为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正是在这个基础和成就上，毛泽东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肯定了“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批评了一些同志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指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此把革命的文艺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了《兄妹开荒》、《血泪仇》、《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等一系列描写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优秀作品，在根据地和部队中土生土长了一支坚强的文艺工作队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这种革命的战斗的传统，是在我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我们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仍是极其宝贵的。革命导师们一向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并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林彪、“四人帮”对于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诬蔑和诽谤，是他们制造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他们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干不成的罪恶勾当。我们清算他们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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