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扬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

　　调动文艺队伍的积极因素，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把骨干力量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培养起来的骨干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党的文艺事业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要靠他们。所以，深入批判《纪要》，彻底推倒《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诬蔑和诽谤，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是非不分，真假颠倒，我们党的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就不能发扬，我们的文艺事业也不可能继续前进。

　　所谓“要破除三十年代文艺”，是《纪要》的一个中心的荒谬立论。他们说什么“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还说什么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很显然，在这里，江青以极左的面目掩盖着两个诡计：一个是割断历史，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伟大功绩，以便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无本之木，达到从她开始“文艺新纪元”的狂妄企图；一个是打掉党在文艺战线的骨干力量，以便由他们那伙地地道道的叛徒、特务、反共老手取代党的领导，为所欲为。

　　现在，我就个人在三十年代主要是在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驳斥他们对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诬蔑。

　　毛泽东同志说过，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的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正是在这个时代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以他为旗手的左翼文艺战线，虽然与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相隔绝，但给了党的军事战线很大帮助。鲁迅非常关心工农红军的命运，他翻译的反映苏联国内战争的《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铁流》，还有夏衍翻译的高尔基名著《母亲》等等，是红军指战员极其难得极其宝贵的读物，对于引导青年投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坚定革命意志，起了极大作用。在艰苦卓绝长征路上，有的同志什么东西都轻装了，挎包里还装着左联文艺团体出版的革命书刊。有位烈士身后没有别的遗物，只有一本《毁灭》。鲁迅为党为红军还做了许多重要事情。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红军的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取得重大胜利，使山西和南京的反动政府一片惊慌。鲁迅和茅盾商量要热情祝贺红军的胜利。鲁迅的贺信中，称赞“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和红军的这种亲密关系，代表了我们党领导的文武两条战线相结合的光荣传统。

　　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是从部队开始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指战员就编演过话剧，宣传打倒土豪恶霸，歌颂红军的战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深刻地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为加强宣传队的工作和建设做了详细指示。明确规定：根据教育士兵和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争取敌占区群众的需要，要重视运用文艺形式，要把各级政治部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开展演剧、打花鼓、出壁报、收集和编写革命歌谣等活动。从那时起，部队中的文艺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各个方面军都建立了专业文艺单位，成为部队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生活紧相联系，往往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协同动作。行军路上，要设文艺鼓动站；打一个胜仗住下来，要“演他几台戏”；解放一个地方，剧社、宣传队要用各种文艺手段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的种子。文艺工作确实成了部队重要的战斗力，为宣传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起了巨大作用。

　　为了发展革命文艺运动，党中央和上海的左联，曾经不断输送文艺干部和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里。尤其是左联派代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更加强了这一工作。党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冯雪峰同志，到了红都瑞金，著名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同志，到了鄂豫皖苏区，编写文艺性的教科书，供根据地群众和红军战士使用；还有朱光同志也到了那里，使那里的美术和戏剧活动开展得很红火。四方面军到川陕以后，创造社的魏传统同志在部队中用诗歌、戏剧形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很受欢迎。去中央红军的同志更多。戏剧家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和胡底等同志经闽西军区到达中央苏区。在叶剑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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